值此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谨将此文献给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二十多万中国人生命的美国传教士。他们为保卫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文／杉宁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里，保存着大量自19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函以及图片等珍贵史料。其中近一半的资料，是记载西方基督教宣教机构和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和活动，是西方对华宣教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浩繁且已泛黄的百十年前的手稿中，使笔者心灵受到巨大震颤的，是那些70年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手稿、日记、信函及照片。他们毫无渲染的写实记述，把我拉回到70年前、中华民族史上那悲惨的一幕。我似乎被置于那血雨腥风之中，我好像听见地下数十万冤魂在呼喊。
那一组组从现场中偷拍、抢拍下来的黑白照片，触目惊心，令人心灵压抑得近乎窒息，直想转身掩面冲向室外，仰首悲声喊向长天。难怪在传教士的笔下，嗜血淫暴的日本兵，被形容为“人形野兽”（human beasts），难怪这些传教士说，他们经历了“人间地狱”。
一、战时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后，大肆烧、杀、抢、掠、淫，使整座城市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眼目所及之处，断壁残垣瓦砾；城内城外，遍地尸体。三十万无辜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八万妇女惨遭奸淫，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文多多，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述了那悲惨、黑暗、血腥的一页。确实，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似乎没有什么亮点可写，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资歌颂或可以给人安慰的。然而，就有那么二十几位善良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敢于公然蔑视日本侵略者，冒着生命危险，把千千万万中国人从必死的境地中拯救出来。
多年来，他们英雄般的作为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善举似乎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他们本人也已作古。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在那段血腥岁月中，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可歌可泣，值得我们子孙万代传颂。
南京陷落时，共有27名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俄国人，留在南京城中。其中有15位是美国人，分别来自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当日本军队一天天迫近南京城时，他们不顾美国大使馆的劝告，自愿留下来，计划成立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设立战时安全区。
他们这一设想及策划，并不为人所接受，不但遭到日本人拒绝，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西方官员，都强烈要求他们放弃这一计划，赶快逃命。
12月初，美国大使馆要求他们乘坐Panay号炮舰撤离南京，但这些传教士婉言谢绝了。经最后劝告无效后，炮舰于1937年12月9日离开南京。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安全区的范围。而且这一范围，必须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军政当局双方面的认可，安全才可能有所保障。经过多次多方商讨，最后才大致确定了安全区范围，并且在这个区域的边界，插立旗帜作记号。旗帜上面印有红十字，及“难民区”三个大字。区内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还有许多政府的办公建筑。
南京政府方面很快同意了安全区的筹建计划，并予以配合。为了这一区域成为平民安全地带，中国军队和一切军事设施，按期从这一地区撤出，并保证以后军人一律不进入该区。但日本人却从未正式承认安全区，只是口头承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在里面，他们就不会向安全区发起进攻。安全区的计划就这样算通过了。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市政府拨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八万美元、二万袋大米、一万袋面粉，和350袋食盐，以备难民需用。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抵达安全区。因为这些粮食都储存在南京城外，而当时基本找不到卡车，因为卡车都被军队征用了。
他们只好用自己的小汽车，尽快、尽可能地拖运粮食。在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市中，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运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最后，只有九千多袋大米，被运到暂时充作仓库的金陵大学教堂里。此外，他们又设法从大同面粉厂，得到一千袋面粉。
安全区始建时，国际委员会的领袖们以为，他们的工作会很快完成──只要仗一打完，人们很快就可以回返家园，却万万没有预料到那将临的可怕灾难。随着日军进城后极其残暴疯狂的烧杀淫掠，使得这个占城区1/8面积的安全区，成为唯一可以提供保护的地方。
首先躲入安全区的，是那些在日机轰炸下失去家园的平民。当南京城陷后，二十多万难民涌入了安全区。这是安全区领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必须要为这些难民解决生活必须品，如食物、遮风挡雨之所，以及医疗救护，还要设法制止日本人闯入安全区，以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
这二十几个外国人，俨然成了这二十几万身陷绝境之人的保护神。凭藉他们的不断抗议和拼死维护，才使得千千万万男人免遭杀害，妇女免遭日军强暴。
能够使二十几万人从地狱中生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平素都是书生气十足、绅士派头的牧师、医生、教授和商人。这些过去看见死尸都心存不忍的人，现在却要面对血腥残忍的集体屠杀、集体强奸等场面。他们保护着中国人，在屠杀场、日寇枪口下把中国人抢救出来，在街头赶跑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的日军，甚至要面对日寇冒烟的枪口和带血的刺刀。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的险被射杀，有的被日军的军刀所伤。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出生于南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之家，并在南京度过美好的童年。他的父亲是牧师，并在教会学校任教。创办金陵大学的约翰．福格森（John Furguson），是他的舅父。
威尔逊年少时，师从因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驰名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他17岁入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9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硕士。1936年，他偕新娘来到他的生身之地南京，服务于金陵大学医院。
日军飞机的炸弹，打破了这对年轻夫妇诗情画意般的生活。威尔逊让其妻携婴儿乘炮舰离开，自己则坚持留在南京。60年后， 他妻子回忆说：他把中国人民看作他自己的人民，把保护中国人民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战局紧张，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离开了南京。到12月初，金陵大学医院只剩下三个医生。最后，偌大的医院就只剩下他一个医师了。由于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屠城，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威尔逊在同事特莱默（C. S. Trimmer），海因兹（Iva Hynds），以及几个中国护士的帮助下，夜以继日拼命工作，抢救了无数伤病员的性命。许多幸存者至今记得他，怀着极大的崇敬之情提起他。
在马吉牧师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威尔逊大夫正在抢救一个被日军集体强奸且残伤的妇女。日本兵在这妇女身上刺了十刀， 一刀在脸上，一刀在手腕，四刀在后背，四刀在脖颈上，头几乎被砍掉。
一直到1938年6月，待其他人员补充上来时，威尔逊才得以脱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几乎使他整个人垮掉。他的家人评价说：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的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有许多书信，描述了日军暴行及南京惨状。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
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长大后在伊利诺大学主修教育，于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她年轻时高挑而端庄，一头飘逸的黑发。但她拒绝了多人的追求，选择了独身。她受美国基督会所派，到安徽合肥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任校长七年。1916年，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时，她被调去作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当日军迫近南京，绝大多数教职员离开南京，到上海或成都避难时，她则留守在金女大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她保护了千万个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被百姓尊称为“南京活观音”（The Living Goddess of Nanking）。那时她51岁。
安全区建立后，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的实际负责人。她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胆识，对校园坚壁清野，同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发放安全区臂章，并缝制了一面27英尺长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的草坪上，以防日机轰炸。同时她作好一切准备，接纳妇女、儿童和伤兵。
12月的第二个星期，金女大校园开始向妇女和儿童开放。当日军屠城时，越来越多惊恐万状的妇女涌入校园。到12月15日，校园中挤了三千人。许多妇女饥寒交迫，还有的把头发剪掉，把脸涂黑。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魏特琳成了金女大校园难民的唯一保护者。日本兵不断地来骚扰校园，或拉男人出去处死，或拉女人出去充作军妓。有许多次，魏特琳冒着生命危险，将拉走的人抢救下来。
就在这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之下，她仍然以热情、饱满的精神，安慰他人，鼓舞大家的爱国情怀。一次，一老妪到厨房要稀饭吃，但已经没有了。魏特琳把自己正在吃的稀饭倒给她，并对她说：“你们不要担心，日本终将失败，中国不会灭亡。”
当她看到一个男孩胳臂上戴了个日本太阳旗的袖章时，她愤怒地斥责他：“你怎么可以戴这种太阳旗的标志？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这耻辱的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幸存者回忆：“她整天从早忙到深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她始终为那些妇女儿童担着心，一有日本人进来，她就冒险把他们推出去。或者到他们长官那里，央告他们不要在这些妇女儿童身上造孽。”许多人为她的性命担心，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护着那些无助的人。
南京大屠杀使魏特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端恐怖，加上长期过度紧张的工作及劳累，她精神、身体，几近崩溃的边缘，只好于1940年4月回国休养。这位坚强的、救过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生命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之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55岁。
她所留下的526页的日记，涵盖了1937-1941年的事情，其中1/4的篇幅，翔实记载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南京大屠杀。据她所记，日军暴行直持续到1938年5月。（未完，待续）
（1）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包括日记、报告、书信以及图片等。
（2）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Basic Books, 1997.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 D。现居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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