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墓碑上都会有两个日期，第一个是生日，第二个是死期。那两个日期中间有一划，中文叫破折号，英文叫Dash。
文／小羊
几年前，有部很出名的电影，叫《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可我正好相反，在短短十个月里，经历了四个葬礼和一个婚礼。
夜半电话铃
一个周五的深夜，睡得酣熟的我，被电话铃惊醒，原来是在学校共事的堂兄打来的：“羊，出事了，我们的两个学生死了。是车祸，刚接到警察的电话。”
新西兰的奥克兰的仲春是出了名的明媚，周六开车到学校去商量两个孩子的后事，路旁的野花愈是灿烂，愈使我想起那两个已经凋萎的年轻生命。
出事的学生一个叫Penny，一个叫Johnny，两人同年又同班。Johnny原于周五毕业，邀了几个同学到汉密尔顿去玩。大家都知道Johnny在追Penny，所以故意回避，让Penny一个人坐Johnny的车。
在回奥市的路上，Johnny超车时撞上了迎面开来的卡车。到底是Penny为了赶上下午四点半的入学面试，还是Johnny为了在心爱的女孩子面前炫耀车技，早已无法求证。我们所知道的是，Johnny当场断气，Penny送到医院后也重伤不治。事情的经过，简单而残酷。
我既不认识Penny，也不认识Johnny，只有听同事们说的份儿。惋惜、感叹的声音刚刚落定，堂兄说：“我们祷告吧。”大家都安静下来，也都意识到，作为基督徒，我们做得太不够了。
职业之便，我们本有很多机会接触、关爱这些去国离家的孩子们，在介绍新西兰的语言文化、包括交通法规的同时，可以带领他们认识一生的良伴──主耶稣。但是因为忙碌，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漠然地放弃了这些机会。
祷告完，大家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第二天，与会的所有同事都要出差。留守的一位同事，曾为Penny的寄宿家长，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请了三天丧假。而校长又因重感冒不能上班。一下子，除了日常的事务外，大使馆、警方、医院、停尸房、中介、老师、同学间的协调联系，都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
周一清晨，我在报纸上找到了有关车祸的那篇报道，窄窄的一小段。读着那专业、严谨、冷漠的新闻用语，我禁不住想对那位记者大喊：“你知道吗？撞死的是我们的两个学生！他们活着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有血有肉、会跳会叫！”
八九点钟，师生们如往常一样来上课，谁也没有说什么，学校里的气氛却异常。课间休息，全体师生集合在小会堂，为Penny和Johnny默哀一分钟。Penny和Johnny曾在这里参加过新生欢迎会，如果他们还活着，也将在此参加毕业典礼。
然而，最难面对的，还是Penny的家长。
第一个葬礼
出事后没几天，Penny的爸爸Y先生就赶到奥市奔丧。
没有人见过Penny的爸爸，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一眼认出了那位被悲伤压弯了腰的中年人。
大家坐下来，谁都说不出话，但是沉默让人更加难受。
爱女早逝，试问世人有何言可慰？
“生命原来是很脆弱的……”我也只说了一句。
治丧经纪人（Funeral Director）Matthew，提着公文包匆匆赶到。起初，他还以为Y先生的母亲去世了。当他填到死者出生年月那一栏时，忽然脸色大变，马上扔下笔，紧紧握住Y先生的手，反覆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一定全力以赴，尽我所能！”
2003年10月25日，我第一次走进新西兰的葬礼堂。大堂前方的平台上，孤伶伶地停放着一架棺木。平台上用新西兰特有的Rimu木，雕琢成无数片落叶，沐浴在天窗下金色的阳光中，不知象征着生命的飘逝还是升华？
按西方的风俗，少女的棺木为洁白色。棺盖半开，以便众人向遗体告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Penny，才十九岁啊！望着她年轻安详的脸庞，便知Matthew没有食言，他确已尽他所能，将Penny装扮得如同睡美人一般。只有笼罩她右眼的大片乌青还在提醒人们，死亡已何等粗暴地结束了这位少女的生命。
到了向遗体告别的时候，Y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默默地走到女儿身边，如她生前一般抚摸着她的额头和眼睑，喃喃地说道：“爸爸接你回家了。”
大家逐排起立，每人向白棺中放下一朵雏菊。当最后一朵雏菊飘落到Penny身边，平台托着棺木渐渐下沉，一块石板挡住了大家的视线。生与死永隔了。
回到学校，Y先生已平静了许多。我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临别纪念，递到Y先生手里──《谁擦干我的眼泪》。在书中，因为有基督教信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难，成了众人的祝福。但愿，这祝福也能临到Y先生一家。
第二个葬礼
刚送走Y先生，又迎来了Johnny的父母，Z先生和Z妈妈。
当Z夫妇提出要看儿子遗体时，Matthew婉言劝阻，甚至不希望太快举行葬礼。我贸然地问为什么，Mathew严厉地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字一句地说：“因为那不是一般的尸体，懂吗？需要时间整理。我已经很久没有为死者整容了，但这次我怕要亲自动手了。”
然而，Johnny的葬礼上，棺木是封闭的，取而代之的是Johnny的照片。显然，Mathew无法修复Johnny的面容。
同样的平台，同样的落叶，又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我的心难过得有些麻木了。葬礼上，Johnny的妈妈一直在抽泣。我扶着她的肩头劝慰她：“别伤心了。”
Z妈妈边点头边流泪说：“孩子没了。”
我也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一个明媚温暖的早晨，都会令我想起那两个在阴暗冰冷的坟墓中长眠的少年。每次行驶在奥市和汉市的高速公路上，我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传说中的出事地点。每次经过绿草如茵的墓园，眼前便浮现出沐浴在晨光中的木叶，和Y先生那血丝与泪痕交织的眼睛，僵直无望的眼神……我知道，我将永远无法忘记那两个葬礼。
第三个葬礼
一连串的圣诞元旦派对，让人无法将新年和葬礼联系在一起。然而，教会的周刊上登出了追思礼拜的通知。原来是W伯伯去世了。
葬礼安排在年底的最后一天。因为W伯伯一家很早移民奥市，在教会内外认识的中西人士很多。葬礼的那一天，整个会堂都坐满了。听着大家吟唱着W伯伯喜爱的诗歌，追忆着W伯伯生前的点点滴滴，我不禁回想起，当我刚来到这个教会时，大陆籍的会众很少，从上海来的更少，而W伯伯便是这少而又少中的一位。每当我听到W伯伯的吴侬软语，便倍感亲切。
W伯伯话不多，但每个主日必到。有一次，W伯伯在教会担任长执的儿子，想请老爸表演一个节目，才说了一半，W伯伯已自己站起来，走上讲台，高声独唱了一首赞美诗。那时我才知道平日很少说话的W伯伯原来很会唱歌。
又有一次，看到W伯伯和教会里的西人弟兄交谈，这才知道W伯伯不但会说上海话，还会说英语。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谁擦干我的眼泪》的作者，便是W伯伯的哥哥，那本书帮助了很多人，包括Penny的父母。
近年来，年事已高的W伯伯头发越来越花白，脚步越来越迟缓。终于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寿高年迈，归到他列祖那里”。和所有基督教家庭一样，W伯伯是在儿女的赞美诗声中，平静地被主接去。葬礼的气氛虽然悲伤，却不绝望。固然，高龄辞世在意料之中，更重要的是，W伯伯一家都深信，全家都会在天上重逢，与神同在。
第四个葬礼
第四个葬礼我没能参加，却同样的难以忘怀。
一个主日的傍晚，我在饭桌上和妈妈说：“X婆婆的安息礼拜定在周一上午，我要上班，不能去。你看你能不能去？”
“谁是X婆婆？”
“我也不认识。教会的传道人说，他问了很多会友，大家都说跟X婆婆不熟。正因为这样，明天观礼的人很少，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去尽量去，对家属也是一种安慰。”
对移民家庭来说，没有比半空的灵堂更能刺伤家属的心了。妈妈沉吟了一会儿：“好吧，我去。”
第二天晚饭桌边，我问起安息礼拜的情形，妈妈非常感慨。其实，X婆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周报的祷告栏里。我们往往一瞥而过，并没有为他们祷告，甚至连X婆婆是谁都懒得一问。到参加追思礼拜时，才把人和名字对上号。
其实，八十多岁的X婆婆，几年前在我们教会受洗后，只要身体允许，都会坐着轮椅来参加主日崇拜。更令人感动的是，X婆婆是香港人，听不懂我们的国语聚会，她来，完全是为了敬拜神。
记得一位传道人说过：一个基督徒和神的距离，往往和他与教堂里讲台的距离成正比。当你渴慕神的话，你就愿意坐在前排，好听得清楚。当你的心开始远离神，你的座位也会一后再后。甚至像罗得一样，“坐在门口”。最后连教堂的门，都“过而不入”了。
X婆婆是多么渴望亲近神呀！即使听不懂讲道，也跟不上赞美诗的旋律，但她每次都把轮椅推到最前排。教会中的一位西人老姐妹Gwenda，同样老病侵浔，同样不通华语，但她也和X婆婆一样，只要身体允许，都会坐在我们中间。
而我们这些眼明耳聪的年轻人，却往往迟到早退、缺席瞌睡、越坐越后排，还要抱怨挑剔今天的讲道不好，上次的信息老旧。和X婆婆她们相比，我们缺乏的不是语言能力，不是健康水准，而是敬拜神的心意。
终于是婚礼
我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婚礼请柬。收信人的中文姓名写得极为完整，但两位发信人的港式拼音署名，却无法对上汉字。进入请柬所列的网站，看到的是一幅幅美奂美仑的结婚照。全家六只眼睛，却怎么也认不出照中的新人是谁？
认不出，又不好意思打听。好日子越来越近，终于有人露出风声来了：“你知道吗？H家的大女儿要结婚了。你收到那张请帖了吗？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该吃谁的喜酒呢！”我心中暗笑，原来摸不着头脑的，不止我们一家。
H家老夫妇在我们教会聚会多年，两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患帕金森症的H先生，一直是和X婆婆长年并列周报祷告栏里的老病号。他们的大女儿在别处聚会，所以大家认不出来。
那天，我们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尖顶教堂参加婚礼。教堂布置得极为优雅，迎宾司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按西俗，父亲要亲自挽着女儿的手臂，把女儿交给新郎，象征新娘的身份从女儿变成妻子。我们教会的会友都知道，平时H先生自己走路都要别人扶助，今天要与女儿并肩走这一段路，是何等的不易。
我随众起立，和大家一起耐心等待这对父女一步一步在红毡毯上向前移动。回想过去，老夫妻带病工作，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而生为长女的H小姐，亦勤工俭学，帮助父母支撑这个家。在一般人眼里，H家度日艰难，但这些世上的苦难，却不能夺去H家的平安，因为他们有信仰。不仅如此，他们的喜乐和信心，反过来还感染了前去探访他们的人。
婚筵上，同席的R姐妹告诉我，整个婚礼，从发请帖起，到布置教堂、诗歌赞美、迎宾司仪，都是两位新人所在的青年团契一手筹划的。难怪呢，以两老的身体，怎有精力把女儿的婚事，操办得如此有声有色？
正在这时，几位未饮先醉的老弟兄，从邻桌端着酒杯过来：“来来来，干一杯！”
“为什么干杯呀？”
“庆祝H先生嫁女儿呀！也预祝我们将来嫁女儿！”
这下，有女儿的弟兄都笑了起来，纷纷以茶代酒，干杯，预祝自己早嫁女儿。
R姐妹看着这一切，禁不住感慨说：“咱们这个教会，真像一个大家庭。”
可不是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虽没有血缘关系，却在主里成了一家人。
简单的一划
一年多过去了，我的梳妆台上，仍然珍藏着那四张葬礼礼单和这张婚礼请柬。
在Penny和Johnny的礼单上，Matthew都印了一首题名为“Dash”的（破折号）小诗。
每个人的墓碑上都会有两个日期，第一个是生日，第二个是死期。那两个日期中间有一划，中文叫破折号，英文叫Dash。
Dash在英文里，还有匆忙、急促的意思（如dash out），如同短暂的人生，“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10）这一划虽简单，却象征着一个人在世的所有年月。我们的生命线，或如Penny和Johnny之短，或如W伯伯和X婆婆之长，但对神的永恒来说，所有人的破折号，都如“一声叹息”。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便已踱到破折号的那一头。但是凡在基督里的，都已确知破折号的那一端是什么。
作者来自中国，现住新西兰。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