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闯海南记

 

他们说不收钱。我甚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遗体存放、整容、火化等服务,除收取各样应收费用外,还要送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人一个红包。

 

 

 

文/张东生

 

 

 

最初的影像

 

我生长在中国的天津市,父母早年由山西省迁来。由于外祖父母一直生活在山西,他们每年都给我们邮寄山西的特产,及外祖母亲手制作的鞋子。母亲常常谈一些外祖父母的事情。我外祖父是个读书人,早年信了上帝,在省城读书时,常常把钱物送给别人,自己有时分文不剩。

尽管母亲没有能给我们讲更多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我们已知道了上帝是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仰上帝的人有爱心,好施舍,信上帝的人是好人。

初中没读完,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城里的学生不能安排升学或就业,就只有下放到中国的边远农村,美其名曰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下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在内蒙期间,外祖父来内蒙古探访亲友,我就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天。我向外祖父问了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从外祖父那里得知,世界及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凡信上帝的人死后要上天堂。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位信仰上帝的人讲天堂,以前我概念中的天堂,就是共产主义,那是当时最流行的说法。外祖父讲,天堂是个极其美丽的地方,地面都是用黄金、宝石铺的,上帝和耶稣都住在那里。这就是我在廿岁前对上帝、耶稣、天堂、基督教,仅有的了解。

 

 

斗争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读中学。我们平静的学习生活一夜之间就变得热闹非凡。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学校里,学生们可以随意质问、批判、斗争,甚至关押他们一贯敬畏的老师及学校领导。

在批斗时,如果那些人“不老实”,学生们就随手操起棍棒或其他物品殴打他们。我曾亲眼见到学生们,把一位高大的老师打得倒地呻吟、站不起来,皆因这位老师的父辈,在国民党那边工作过。

人与人之间也常常互相揭发,谁说过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不忠的话。昨天的朋友、同事、领导以至亲戚,转眼间变成了敌对面。“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好的),开始斗争那“百分之五”的坏人。

这个比例虽是基本不变,但今天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中,明天说不准就有谁,会被划入百分之五的坏人中被人批斗。人们斗啊、斗啊,为的是保卫毛主席,为的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的是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人们被批斗的各种证据,到后来被证实,基本上都是莫须有的。连国家领导人被打倒的证据,也都是被人假造的。原来,那么多人是用编造的谎言,做为斗争他人的证据!却害得多少无辜的人因而遭到迫害!

我家离海河不远,在文革闹得最激烈的那段时间里,仅我家附近的那段河岸上,每日被打捞起的死尸,就经常列成一大排。听人说,这是经不起批斗,“畏罪自杀”的坏人。

我经常看到手持各种武器(以砍刀为主)的造反派,乘坐数辆卡车,高呼着“革命”口号,要去踏平另一造反派组织。看那气势汹汹的架式,其恶斗的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多数的好人,打倒少数的坏人,比例是九十五比五。人们一斗就是几年,物资供应越来越差,很多种生活必需品,都凭票证供应了。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当时倡导的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同许多人一样,把高压及斗争,当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一种简单易行的保护自己的方法。

在学校停课闹文革,直至下乡这段时间里(1966年-1969年),我几乎终日无事。为打发寂寞,我便参加了由社会上无业人员组成的团伙(政府称他们是流氓团伙),整日闭逛,有时练练拳脚,也时常与其他团伙打斗,胜者为王,败者上贡。

这逐渐养成了我遇事喜欢选择简单、强硬手段来解决的习惯,对外人、对家里人都是如此。

及至下乡及工作期间,为使自己不被他人欺负,我更是采取较强硬的手段,处理与他人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以武力解决问题。工作中也常常无视领导,无视规章制度,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更是采取激进的手段解决问题。

我时常和单位领导理论,甚至出口大骂他们。在单位中,同等条件下分配住房,我必须要最大、最好的,奖金我也从来是领最高的。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爱人也必须比众多其他人提前调入……为保护自己,单位领导遇到像我这样强硬派时,也就息事宁人。人们送我外号“老二”,因天是老大。

 

 

人岂能胜天

 

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我从内地的一所大学,调到海南大学工作。海南办大特区,经济火爆,学校里也办起各类公司。为加强对众多公司的管理,学校成立了总公司,我被任命为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

以这个公司为基础,我又动员了国家教委及国内的数间知名大学,创办了“国际科学园”,我出任总经理。我当时雄心勃勃,要在经济领域里大干一番,力争当个经济强人。

海南火爆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各项工作都还顺利。我一时春风得意。由于当时收入较好,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也不很检点。

我深信毛泽东所讲的:“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过多地依靠自己的能力,硬冲硬闯,想靠自己打出一片光明的天地。所以,当时我们购买了大片土地,进行了规划设计,开始了国内外的招商引资,并筹备发放股票以筹集资金,大干一场。

对海南过度的宣传,及政界人事的变化,促成了海南的泡沫经济。后来中央政府一道命令,抽回全国各地投到海南炒房地产的大量资金(主要是内地银行的贷款),于是海南火热的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整个海南经济一落千丈,几乎陷入绝境。

人的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一切美好周密的策划都难以实施,精明的企业家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尽管政府一再宣传,这不是经济整顿,仅仅是一次刹车。但从那时起,几年时间里,无论怎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或增加投入,都无法挽回下滑的经济,好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旦起动就难以停止,只有耐着性子玩完这一轮。

我们公司为开发区,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本来有众多要入园与我们合作的专案,此时都决定不来了。我们购买的土地,想转手时即使价格再低,也无人问津--以前可是有购地合同加上初步规划图,就可出售。公司其他的几家实体也是入不敷出,几经改进也难以坚持下去,索性停业。

绝大多数来海南的投资者都兵败海南,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纠纷,暴露出大量互相欺诈、不守信用及行贿受赂等案件,几乎没有哪个老板未吃过官司。当投资者们纷纷离开了海南时,我开始怀疑个人的能力,首次体验到,人的能力有时是多么有限。

 

 

特别的葬礼

 

1988年我校临时聘任的一位教授,因在白沙门救人溺水身亡。我参与处理后事,死者亲属说,死者及其全家都是基督徒,希望能按基督教的方式办理后事,别无任何要求(我们原很担心,死者亲属会提出各种条件,要求补偿)。

我找到海口市盐灶路的一座教堂,同那里的长老讲了我们的要求。当时已近中午,在场的一位传道人,立刻带我去找一位已年过七旬的退休牧师。老牧师正在吃饭,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即刻放下饭碗,同我们去火葬场(有二三十公里路程)。

按基督教的仪式办完葬礼、火化尸体后,已是下午五点多钟。老牧师与老传道人为此已忙碌了整整一下午。我问他们需要付多少钱,他们说不收钱,因这是为弟兄服务。我甚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遗体存放、整容、火化等服务,除收取各样应收费用外,还要送给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很多工作人员的家属,每人一个红包。据说,如不按这种规矩办,他们就可能刁难死者亲属。

当天晚上,老传道人又骑单车来到死者家中看望他们,并带来了一些信仰的小册子送给我,邀请我有时间参加教堂里的聚会。

在处理丧事的过程中,几位基督教信徒的为人处事,与一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尽管我当时还并不十分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但我因感动,乃答应今后有时间一定去参加一下聚会,体验一下基督教的真谛所在。

几年后,我女儿首先信了主。尽管我当时的生意非常忙,且出于对基督教的好感,我时常接送女儿到教堂,有时也进入教堂里面坐坐,体会一下氛围。然而,我还不想接受主,因当时教会公用圣经第一页印有“十诫”,我实在不愿意接受十诫对个人生活的约束。

 

 

萧条与收获

 

1995年,我女儿去北京上大学,我太太也到外省长期公出。而且,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我们公司也难以经营,处在半停业状态。于是我有了很多空闲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人的能力为何如此有限?人与人之间为何如此自私,为实现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一直接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提法)等。因心中有强烈的感动,便于1996年开始上教堂参加聚会。一直坚持下来,成为了一名慕道者。

教堂中的礼拜活动,深深吸引了我。每当唱圣歌时,我时常被圣歌的歌词及动人的音乐所感动,有时竟热泪盈眶,而唱不出声来(我是极不容易落泪的人)。尤其那首《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章),更是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什么。慕道几个月后,老牧师带我做了决志祷告,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要不是经济大萧条,我可能会因工作繁忙,不能如此全身心地参加教会的活动。真可谓是人到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本来认为,闯海南遇上经济萧条,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自认倒楣。此时明白,其实人得救,得着新生命,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远比世俗的成功宝贵的多。

我在聚会中结识了很多弟兄姐妹,我也参加了一些小组查经活动。如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会在当天,就去弟兄姐妹的家中请教。通过主日听道、查经、与弟兄姐妹的沟通,使我懂得了:上帝就是爱,基督教本质就是爱,是无条件的爱。(要是人人都有一点爱心,文革中发生的以整人为快、甚至以整人作为个人“进步”的阶梯的可悲局面,就不会出现)。

我也明白了,人的能力,在大能的上帝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有限。名利也是那么靠不住。海南曾有多少知名企业家(例如全国十佳企业家),转眼间变得一文不值,更有的为躲债,东躲西藏。

只有事事依靠大能的主才是唯一的出路。《诗篇》111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即使你成功了,你也会觉得是虚空的,正如辉煌一时的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描述的那样。

 

 

巨大的改变

 

信主使我改变了生活习惯,对人有了包容和爱的心,发怒减少了。这正如《提多书》3:5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我很快地改掉了酗酒的恶习,戒了烟,与异性的接触也变得纯洁。其实,我的良心一直希望我过圣洁的生活,尤其在子女面前。

我终于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我的改变,正如《撒迦利亚书》4:6 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的大能,使我完全更新。

与我最贴近的人,最能感触到我的改变。我太太起初在外地听到我信主,她不大相信,她觉得我的性格(胆大包天,我行我素),属不会信主的那种人。但见到我身上果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信了,而且也信了主。她并且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海南。

如不是我们双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夫妻的关系可能会解体,因长期的两地生活,及我们性格上的分歧,已使我们夫妻感情日渐淡化。当周围的许多夫妻,把一点小理由都当成分手的藉口时,我们夫妇却因有基督的爱,在主里化解合一。

2000年,我应邀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全部活动由几位原新加坡人主领。其间,一位牧师同我进行了较长的沟通。他说:愿神使用张教师建立更多的教会。他说这话时的那种眼神和认真的态度,使我很惊讶,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问题:如神真的要让我专职事奉他,我怎么办?

在2001年初,我太太开始读神学的函授课程。我发现她领回的教材内容很好,我也就做了陪读。在2001年底,我已读完了一至二学年的课程(全部课程为四学年),当初我读神学函授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资讯,充实自己的知识面,从没想过将来要全职做主工。

2001年底,我在一间以英文讲道的教会聚会半年后,那里的带领人对我讲:我们早就计划改成中文聚会,以便让不懂英文的人可以参加聚会。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人,我们为此已祷告很久。我们已有感动,我们认为你就是我们祷告中,向神所求的开设中文聚会的工人。我说让我祷告一周再做答覆。

祷告了几天,没有不平安的感觉,于是我就在那个教会里开设了中文聚会。第一次仅有不足十人参加,由于神的恩典,一年多后,已发展成目前的有两场主日敬拜,还有孩子的主日学,以及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聚会。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异象,是向在校大学生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的学生信主--海南大学有一万多名在校生,来自全国各省,信主的学生毕业后,可把福音带到全国各地。

只是遗憾的是,当初有些为了学英文而参加的人,在英文聚会取消后,就不再参加任何的聚会。这是到一个正在普及英语的国家传福音事工中,应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

 

 

平均九十分

 

一旦开始了服事,就发现自己的装备不足。教会发展很快,我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可神却推着我往前跑,不让我停下。没办法,祷告吧!并抓紧时间装备自己。那段日子,我每日要读大量信仰根基方面的书籍,填鸭式地充填自己的不足。

当我读完神学函授头一两年的课程后,那间神学院又开始了硕士课程。硕士课程的教材设置很吸引我,如:基督教释经学、当代神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领袖生命的塑造与成长等。我都很想学习。按学校的规定,凡受过高等教育的教会带领人,都有资格读硕士学位。

我如继续读我已开始的学士学位,就要读五十多门课程,而且还要写几十篇文章,每篇文章要求几千字。但是学士学位所设立的课程,对牧养教会是非常实用的,除了要系统地学习圣经的各卷书外,还要学习:教会管理、教会历史、异端邪教研究、讲道学、教会音乐、小组学、主日学、系统神学等。而学习这些课程,也是做教会带领人所必须的。

我于是决定,先认真把学士的五十多门课程读完。后来证明,那对我服事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感谢神!他不让我在事奉上有缺乏。由于学士学位最后几门课程尚未编印出,我现在又开始了硕士课程的学习--一旦学士学位的最后几门课程编出,我还是要把它完成。虽然要多付出一些精力,但这对教会的服事工作,是十分有益处的。

 

作者现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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