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天钧
请你继续写吧
不久前的一天早晨，我把做好的早餐放在牧世的桌前时，他很欣赏地、笑咪咪地对我说：“我俩都已经接近人生的终点了，回顾一生，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接着又说：“我们该写些自己的感受，来劝勉年轻人慎重对待婚姻。”
我很高兴，立刻拿了笔和纸来，对他说：“写作是你的责任呀！”
很快地，早餐用完时他已经写了好几页。题目就是“我们的婚姻”。
他写道：夫妻关系是神赐给人类的重大恩典之一。《创世记》记载，太初神创造天地，先把光带到世上，以后凡所造的动物植物，他都说“很好”，但造了亚当之后，神第一次说“不好”。不是因为造人不好，而是说“这人独居不好”。为了解决这问题，他造了夏娃。让她作男人的同伴，安慰丈夫，帮助丈夫，鼓励丈夫。在人世上，人有了爱的对象。
因此，教会对婚姻关系一向十分慎重。婚礼中有夫妻的誓约，不论贫穷富贵、健康衰弱，要终身相守。可惜教会中一些人受社会的影响，往往不把这样的誓约视为神圣。这是得罪神，使神伤心的一件事。
他又写道，维系美满婚姻关系有几大重要条件：
第一，有共同的信仰，产生相同的人生观。夫妻对人生要追求的目标应有共识，以后就不至于在重大的问题上对立起来。
第二，由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不同，夫妻二人可能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差异。好些习惯是幼时养成的，配偶之间非但要容忍这种差异，甚至要尊重这种差异。夫妇间的吵架往往是由于鸡毛蒜皮一类的小事引起，可是无论小事大事，若各自坚持自己的看法，夫妻感情就会受到损害。
第三，同为信徒的夫妻，若每天能分出一点时间一同查经祷告，这可帮助二人在灵性上长进。同时应提醒自己，这是神所配合的婚姻，是神圣的。夫妇二人既在神前誓约，二人成一体，所以在家庭中，丈夫或妻子若说“我”字，应该记得这个“我”，只是百分之五十的我。只有与对方一起说“我们”时，才显出是完全的我。
牧世写下这些后转头嘱咐我：“你继续写吧！”
我一生所作只是医生的工作，不会写作。生活在美国五十多年，写中文尽是白字或自造字。但为完成他的心愿，我现在就用医学报告的方式来完成吧！
资深的单身汉
1951、1952年，因中国政局的巨变，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国内亲友家人断绝了消息。加上旅居海外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大家生活陷于窘境，精神上更是苦闷。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中组织了一个团契，藉灵修、祷告、崇拜与服务，加强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使同学们有勇气面对困难。
那时，这刚成立的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邀我去领他们的查经班。我虽没有资格，既然被邀约，我就当去。当时有几位年长的弟兄觉得我骄傲，记得有人批评我“两眼长在头顶上”。其实他们不知道，一个单身女子多数是故意表现得严肃的。
以后几年，我继续留在他们当中，一起事奉神。团契中有一位网球好手，带我去看他打网球，也教我打。他那耐心教导的态度令我十分欣赏。他是位资深的单身汉了，围绕在他身旁的女孩子有好几位。他都没有动静，好像他很慎重地在选终身伴侣。
我们来往期间，他常说到他父亲，不大有别的话题。他说他父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我深受感动，有这样的父亲，儿子亦该可靠。
送给谁的玫瑰花
1959年团契的夏令会，我们都去参加。我被分派与那年的讲员Mrs. Jane Haile 同房间。开会的第一天清晨，有大把玫瑰花送到我们的房间，上面写着：From Moses Hsu （许牧世）。他是那年的主席。我当时的反应是，这花是主席送给讲员的。Mrs. Haile 捧着花很高兴，几分钟后，她回来把花递给我说：“这花一定是 Moses 送你的！”但我还是没有去查问，那花是他送给讲员还是给我的。
夏令会完后的第二天，我在病房上班，突然他打电话找我。坐在身边的护士听我讲电话的声音，问我：“Is this your boy friend（这是你的男朋友吗）？”这时我知道，不必问玫瑰花是要送给谁的了。
没到口的蛋糕
团契的人很快看出我们有了感情。他的好友们却都不同意，对他说：“你娶这样能干的妻子，这辈子都要自己铺床了。”这类的话全没改变他的心。
那年八月，一天礼拜完后，我们这对已经到了中年的恋人，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他跪了下来，诚恳地向我求婚。我的眼睛充满快乐的眼泪，很容易地就回答了“Yes（好）”。
他拿出戒指──后来知道他将自身所有财产的六分之五，买了一个小银白戒指，上面还有几粒碎钻。他把这戒指戴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神祝福，荣耀他的名。
既是神所安排，我们就不浪费宝贵的时光，快快决定好日子，于那年10月10日，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婚礼。当天有医院同事、教会同工以及朋友们五百多位。按那时穷学生的招待，每位客人我们只花了一点五美元的茶点费。
婚礼当晚，还是新娘在家招待新郎的单身朋友及家人。我为了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紧张忙碌地做了几个好菜，用了小厨房里的新烤箱，竟连自己的眉毛都烧了。
第二天去度蜜月，慌忙中忘了带新郎的最爱──一块特意留下的蛋糕。牧世喜爱甜食是有名的，在婚礼上迎宾客与人握手时，他迫不及待地赶去拿了一块结婚蛋糕，刚放在口边，就被他的好友看到，一把夺下。
这块准备带去蜜月的蛋糕，摆在厨房台上，等我们回来时已硬得像块石头。我一手将它丢在垃圾中，他却立刻伸手捡回来，希望能咬一口他平生最爱吃的甜品，且是他自己的结婚蛋糕！
一颗很“大”的心
我觉得牧世的灵命在他从事翻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十年（1951-1961）突飞猛进。那三十二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时，NCC （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波文克博士（Dr. H. Bovenkerk），向牧世征询意见，看他可否去香港服务。当时我们初生的女儿还在襁褓，我对此事仍然是赞成和鼓励。
一天，波博士打电话到我医院办公室，说NCC要取消资送牧世到远东的计划。我大吃一惊。波博士说，NCC的医药顾问检查了牧世的身体，发现他患严重的心脏病，NCC从来不遣送健康不佳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因医药保险无法负担。
波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抱歉和失望的，我却十分安定。牧世的心脏有问题，早在我们初认识时我就发现了。那时我见他球打到高峰时，就上气不接下气。身为医生的我就建议他去照X光。结果出来的报告是“A big heart”。我当时还以为是我那医生朋友在开我玩笑，等自己去看X光片，才知他的心脏果真异于常人，显然有心脏病，而他自己一点也不察觉。然而我对他的感情非但没减少，反而加增。
我告诉波博士：“我丈夫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宣教工作，不能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肩负。他若决心要去，谁都无法取消他的计划。”波博士说：“我们若不负责他的生活费，他在国外怎么生活呢？”我回答：“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
停了好些时，波博士没有出声，后来他好像是在流泪，很感动地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且愿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今天一言为定！”
我们会认识吗？
牧世离开我去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女儿才四个月大。我白天托保姆照看她，自己在医院上班，晚上赶回家，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我遥远的爱人和宝贝小女。我知道这是我当付的代价。
我亦担心牧世的生活起居。他在香港，不会说广东话，住在青年会的一间小睡房。白天出去工作，晚上不易找到合适的餐馆。一个人叫两个菜太多，只好吃一个菜了，甚至餐餐如此吧。
他晚饭之后去哪里呢？只有单独在街上走走看看了。我知道，当大店关门，他还会溜去小的商店看，买双鞋子或衣服什么的给妻子寄去──这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今夜他是否回到小房间，给妻子写封长信才上床睡觉呢？我常常这样想。
牧世从香港又到了台湾，再回香港，前后十年。当时我俩结婚十二年，十年是分离的。其中除了我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外，其余都是我在纽约、香港、台湾作短期的停留。小女儿曾问我，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
有一天，小女儿给爸爸写了一封信，那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使他结束了香港的事工。信中她问爸爸，将来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
以后的一切安排，都在神的旨意中。牧世返回纽约仅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此，牧世说：我以往十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十年在辅侨、文艺出版社和台湾文宣工场。这些经历，无非是神在锻炼我，使我以后肩负更艰辛的译经工作。
你的就是我的
我们的婚姻幸福是双方的贡献。我们都看重婚姻。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合而为一，没有你的、我的，没有我比你强、你比我好。
在我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曾经找过夏令会的女传道Mrs. Haile请教。她同我祷告后，坦白地问我：“Moses面对你时，会不会有inferior complex（自卑感）？”因那时我已是正式医生，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的回答是“没有。”
果然，后来我因在白血球症等方面的成就，被人称为癌症专家，牧世有机会跟着我去世界各地开会演讲。他坐在台下，以我为荣。而当他在各教会讲道，我坐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译为英语，同样心存感恩。
有朋友打电话问我关于圣经的问题，我若答不出来，就把电话交给丈夫。他讲道后常有人问问题，我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我慢慢走到前面去，原来他在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看见我都笑了。
我们身上各带零钱小袋。他会定时交给我空钱袋，像到加油站一样说：“Please fill it up（请装满）。”我高兴地装满以后还给他，他收起来，笑咪咪地对我说谢谢。
他有你的血了！
像一般的夫妻，我们也有不同的个性和家庭背景。
我从小嘴就很尖，被家人认为能干，记得我买东西，一定死命向店主讲价。没想到这是丈夫最不能忍受的坏习惯。我们初到台湾，坐三轮车，下车时问车夫多少钱。回答说三块。丈夫笑咪咪对车夫说：“唔，五块钱好吗？”这是他的习惯，好习惯！（另有一次，三轮车送我们到教会门口，故意敲竹杠要多钱，我丈夫却告诉车夫：“你做得不对。”）
冬天，他最享受的是坐或躺在火炉边看柴火燃烧。有时很久很久。我真是觉得惊奇，就问他：“明天的讲章预备好了没有？”他照常幽默地回答：“没有，因为看着你忙忙碌碌地走上走下使我发昏。”他还邀我停下，坐在他身边一同看柴烧，那美丽的火焰不停地变化，真是好看。他说，这就是他的“灵感”呢！
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信主，从一个很保守的教会出来，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比别人好。丈夫的性格正相反，尊重别人，只看对方的好处。我们新婚的那段时期，常为此争论，直到我懂得圣经的教导“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倒要谦恭自守”为止。
我在医院工作常是早出晚归的。一次到家已过九点，丈夫将煮好的饭菜热乎乎地摆在桌上。我脾气与别人不同，别人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我心烦时吃得又多又快。丈夫一看就知情形不妙，没敢问我，在厨房静静地走了两圈，等我吃完才轻声问：“Is it that bad（糟透了吗）？”我便把生气的事一古脑儿吐出来。他安慰的双手放在我肩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他知道圣经的话，亦能行得出。我知道，却不一定做得到。
夫妻俩的个性不同是很普遍的。布道家葛培理曾说：“If both are the same, maybe one is not necessary.”（如果都相同，就不需两要个人了。）1992年，他需要动大手术，我不愿他接受别人的血，就将自己500CC 的血输给他。有趣的是向来他都是被人称道的gentleman（绅士），无论到哪里，他对人总是客气周到。手术后的一天晚上在病房，护士以为他睡着了，将他面前的电视拿走。他突然大喊“Don’t touch it（别碰它）！”我和女儿面面相觑，觉得奇怪极了。后来女儿恍然大悟，转向我：“He’s got your blood（他身上有你的血了）！”
丈夫常说，他管大事，我管小事。大事是如联合国是否接纳某个国家，小事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申报所得税和投资等等。1997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本圣经，上面写着《箴言》31章29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真是深深珍爱我！
最后的圣诞礼物
牧世在1968年做了第一次心脏大手术，因为医生说他若不动手术，就不能去远东工作。那次手术九死一生。后来身上装了Pace Maker（起搏器）。1988到1992那几年，大小手术竟动了十二次，次次如行过死荫幽谷。每过一年，我就衷心感谢天父。
近几年来，他更是病痛缠身，白天、晚上我是他随身医生加特别护士。他还说：“我怎么每天吃一个苹果，还是不能叫医生离开我呢？”（有一句美国谚语：An apple a day, keep doctors away即，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他又戏笑我说：“你这个人真会揩上帝的油，希西家王向神要求延长寿命十五年，你比他还贪心啊！”
我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我们的婚姻关系。神是三角形的顶点，我们是底边的两个点。我跟神的关系拉近，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更接近。现在，神接走了我的丈夫，我应当无语。然而我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时甚至想，如果我们的感情差一点倒好了。
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最是多见。我曾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我自己。这“失肢”之痛（phantom pain），无以表述。
去年丈夫给我的圣诞礼物，又是一本皮面精装的圣经，大字体的《现代中文译本》。翻开封面，几行端正的字，竟成了遗嘱：
给我挚亲爱的贤妻，神藉着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四十年以上的夫妻关系，叫我们的灵命不断长进，更靠近主，乐意为主所用。
我生平对教会的一点点贡献，要不是你多方面的鼓励支持，是无法达成的。
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的时候，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
深深爱你的丈夫，
许牧世
2001年圣诞节
我如今写下我的婚姻故事，甚愿《海外校园》的年轻读者从中得劝勉、激励，牧世的心愿得以完成。
作者是世界著名的癌症专家，原纽约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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