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选骏
2000年，是“太平天国”运动一百五十周年，也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这两个运动虽然形式不同，但都与基督教在华史，发生了直接的乃至深入的关联。因此当这岁末年关的日子，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与上述历史遗产的关系，是可以激发某种历史感的。
一
从小就对“太平天国”的史迹饶有兴趣，不仅因为我们背负的共产党统治与太平天国有许多相似，更因为那时流行的影射史学、对号入座，给太平天国研究制造了种种障碍，加倍刺激了我的好奇。可能是对史学太感兴趣，竟忘记了当时大环境的险恶，我竟然糊里糊涂给上海某著名大学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史学问题。结果此信被转给我的工作单位，并附带警告，说是应好好教育此人安心工作，接受大学教育必须工农兵推荐云云。
可怜被警告的人那时才十七八岁，更可怜史学梦想至此如毛泽东笔下的昆仑山，被裁为三截。至今还记得单位领导语重心长对我说，“你太年轻了，和我当年一样，不要乱想了，以后慢慢习惯了这些，忘了它，就好了。”
但我还是迷恋洪秀全和他的事迹，视之为人生的典范。慢慢的，我终于相信历史的法则乃是“一将成名万骨枯”，而为了一将的彪炳历史，万骨的枯死是必然的，不仅是“必要的恶”，而且甚至是美丽的，正如一位老人告诉我的，“牛栓在桩子上也会老的”，与其白白死掉，还不如为巨大的火焰添加燃料。而如果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过是更深地陷入这一点，或是病入膏肓，或是讳疾忌医……那时，我对“革命”的理解大抵如是。
二
对太平天国更深入的兴趣，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想全面了解“基督教在华命运”。我十分奇怪，西方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那样支援“洪弟兄”，反而以极复杂的心情，配合拜偶像的满清政权镇压了兴旺一时的拜上帝会。读罢英国人呤俐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注），似乎有所领悟。
此书内容广泛，从拜上帝会的缘起到英、俄等国的对华政策等，分为二十六章，1866年在伦敦初版，近五十万字。作者呤俐（A..F.Lindley），1859年夏天以英国海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来到香港，不久辞职，贩卖军火给太平军，并进入洪营，帮助招募外籍军队，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他十分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后期领袖李秀成，这使一些中立的学者，不把此书视为客观的记录，而视为公开的辩护，甚至作者本人也并不讳言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他也披露了一个基本的窘境：洪党一方面因为推行激烈的反传统政策而使中国民众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使得大多数汉人宁愿屈从满人也不愿追随洪党；另方面洪党则因严重的异端倾向而使外国基督徒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更深的敌意。
洪秀全的失败与毛泽东的成功，可能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演变中对比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三大项：
第一，洪的革命是自发的，虽是受到福音的感召，毕竟与外国势力格格不入；毛泽东的革命则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尤其配合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十月革命、日本侵华、二次大战、美苏冷战），故无往不利。
第二，洪的集团封闭性特强，除了意识形态，非两广人不能进入领袖集团的地方主义也是致命伤。毛泽东的集团则较少地方性，这与它的国际背景有关。也因为如此，中苏决裂后的毛泽东党政治，则日多地方主义。
第三，洪的革命所面对的是没有分裂的西方世界的一致反对，毛泽东的革命则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欧国家的中立旁观。
而这三大项都可归结为国际因素，即，洪党因缺乏国际支持而失败。呤俐对此十分纳闷且义愤填膺：“这是难以理解的。传播福音的牧师为什么对于那些承认基督教的人们毫无同情，不把他们视为兄弟，还剥夺了他们成功的基本要素？”
三
其实原因很清楚，总的说来，西方基督徒对于拜上帝会的厌恶，要超过他们对于拜偶像留辫子的满洲政权的厌恶。这是因为他们对异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厌恶，往往大于异教徒。尤其耶稣说过，什么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以赦免。相比之下，异教可以不涉及圣灵，而异端却很难不涉及圣灵，例如，拜上帝会具有以下的亵渎圣灵的特质：
第一，有意混淆中国古代的“皇天上帝”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神之间的区别，不仅在名号上，而且在至关重要的位格上。从而达到篡改上帝本质、提高自己发言地位、神化洪党领袖的目的。
第二，以基督教的名义简单粗暴地破坏中国传统上层文化（儒释道各家），但同时大力引进底层社会萨满教民间迷信（如降神，扶乩，大拜拜），用领袖人物神志不清时刻的昏话大话，冒充圣经上帝的圣言。
第三，抹煞耶稣基督的救恩，把他说成是洪秀全的哥哥，从而要耶稣基督为洪在夺取政权中的全部暴行背书。
第四，披基督教之皮，行《周礼》之道。等级制度之繁琐严酷，三宫六院之千奇百怪，比满清异族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基督的平等爱人的精神，来包装自己贪得无厌的小人得志。
第五，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完全神化，没有提出他们的罪性，反对偶像崇拜的拜上帝会因而沦为洪秀全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是比佛教、道教更厉害的偶像崇拜，崇拜活生生七情六欲的人。
第六，以军政机构取代健全的教会组织，军事行动取代了爱的出发点，从而把社会革命变成简单的杀杀抢抢，把铲除腐败行为变成财产权力的重新分配。
第七，编造假见证。拜上帝会的重要人物经常声称他们见到异象或是听到上帝对他们如何说。他们后来的遭遇说明，这些神迹要么是他们自己撒谎，要么是他们变相指控上帝撒谎。
四
上述特征在神学上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亵渎圣灵”。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则可以做另一比对观察。观察结果显示，上述特征不是孤立的，甚至牢牢存在于当代。试举几端：
第一，基督教工具化。有不信耶稣甚至没有领洗，却急于参与组织教会活动。这样做并非出自属灵的感动，而是要达到信仰以外的社会目的。还有人好像信了耶稣，却宣称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福利论，基督教民主论，基督教社会改革论，与毛泽东利用社会主义夺权，来“改造中国”实现个人梦想，异曲同工。
第二，称基督教古已有之。犹太人有耶和华，中国人也有上帝；西方人有耶稣基督，中国也有类似耶稣的圣人。
第三，基督教征服论。以基督教做为教化他人的方法，自身却不同等反省认罪，反以福音使者自居，其实乃师承儒释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自圣权术。
五
最近，我在网路上看到一篇署名“特克西纳”的文章，《谈对上天的崇拜与中国人的信仰》。该文谈到作者国庆节的时候去了趟北京天坛，“心中顿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为什么呢？原来，作者认为，“古代的中国，对天的崇敬与畏惧曾经是一种怎样的虔诚啊！制造巨大的宫殿来放置上天与诸神的牌位；陈列最好的铜器来搁置牺牲；不惜用最肥美的牛羊做为牺牲；制订繁琐的章程来组织祭祀……孔子说得好，不是在乎那些牛羊啊，在意的是对上天的那份虔诚啊！”
作者悲叹：“可惜，场面宏大的祭天，我们看不到了，没有人想去祭天了，因为天在中国人的心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快离开天坛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了上天的牌位，在昏暗的屋子里，那布满灰尘的牌位，上面写着的是‘皇天上帝’……不论他的子民怎么对他，上天还是像几千年前一样，他将注视着我们这些活着，变化着的人们。”
这种怀旧情绪表明，洪秀全主义的温床可能还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然而，中国皇帝祭拜的皇天上帝，与基督徒的上帝，是不可混同的。正如北京的天坛并不是敬拜永生神的教堂。若以前者（皇天上帝、天坛）指称为后者（耶和华、教堂），就是本文所说的“洪秀全主义”了。洪秀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混合主义的产物。
六
而混合主义的产物，也是没有生命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耶稣基督说的。“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9:16-17》)
由此可见，既然是新酒，就不宜装在旧皮袋中。否则，一方面旧皮袋破裂，一方面新酒变质。还会使人们以对旧酒的成见来看新酒。
不可否认，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故不同民族乃有不同的基督教派。如，早期教会有犹太人背景，东正教先有希腊文化、后有斯拉夫民族的背景，罗马公教有拉丁文化的背景，中国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是各国竞相传教的对象，再加上“本色化”的作用，故教会势力虽然不大，但教派的复杂程度已是应有尽有，思想的混合、信仰的歧异似乎也在所难免。正因为基督教乃是福音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洪秀全主义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要是对上述基于民族文化背景的联系视而不见，倒是奇怪的了。
那么，怎么办呢？这也是我想借《海外校园》一角，向大家讨教的。
注：呤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作者来自北京，现住美国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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