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婴整理
同胞，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独特的情。一种血脉相连，一衣带水的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同胞，给我们家的温馨；同胞，给我们港湾的爱抚。同胞又使我们有一种无奈，一种由于地域、文化、经济差异带来的不知所措。据说，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凡太阳照得到的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我们如何和同胞相处？如何跨越由于背景不同而造成的隔阂？在个人、教会、华人社区的层面，我们如何可以建立起同胞相爱的意向，让我们可以相亲相爱，如亲如朋？我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研讨，以下是本次讨论会的纪要。
高依东：（新移民，来自大陆，原职业网络工程师)
我是新来的移民。“同胞”这个词让人感觉沉甸甸的。提起这个词，给人一种很强的民族感，这个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用的，特别是我们身在异乡的时候才用。在国内时，我们只说“你、我、他”。
李思马：（来自大陆，自己开业，原职业教师，以下称李）
在中国时，“同胞”对我来讲是一个政治词汇，一提起同胞马上会联想道：“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我对这个词是这样认识的。带着这个认识，我去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城市读书，小城里很少见到中国人。有一天，在路上见到一位中国太太，我很惊奇，也很兴奋，我便和她打招呼，她也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作客。就这样，没有一点隔阂，而且是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她是台湾来的，她的先生是一位工程师，他们帮助我们大学的所有中国同学搬家，改论文。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高低贫富的差别。我写信给我在中国的家人说，我遇到了一个台湾来的人，他比我们大陆人更“孔孟之道”，特别是我在这位先生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美德。不管什么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忙，而且总是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从那个时候起，“同胞”就成为一个很亲切的，非常富有感情的词，它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近了。
苗秀君：（文员，来自中国大陆，原职业记者，以下称苗）
在中国的时候，我看过许多外国名著，我知道，西方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但是，我来了以后发现，人与人之间，同胞与同胞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好像中国人之间也有无所适从的地方。在加拿大，我们和中国人的主流－香港人的文化是脱节的，和西人呢，有一些地方也是被排斥的。我刚来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从香港来的，我们就非常不一样。我很节省，她就很奢侈，我很努力读书，她就每天租录相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香港来的人经济条件比我们优越一些，在某些方面就排斥我们大陆来的人。我觉得我们大陆人是左右都不逢源。有一度我不是很喜欢自己，就拼命和西人交朋友。
李：讲到摩擦，我刚到澳洲不久，应邀参加一个聚会，一位教授问一位来自香港的小留学生：“你们是不是都讲同一种语言Chinese是不是？”那位香港来的学生马上回答说：“不是，他们不讲Chinese，他们讲Mandarin.”什么，我一下怒不可遏，立刻反驳说：“我们才讲Chinese呢，他们讲的是Cantonese”。我心想，我们才是代表中国，你们才是讲方言的。
贺明皓：（经理，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以下称贺）
其实，文化决定你怎么和人相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制度又决定你自己的行为。加拿大又是一个移民制度的国家，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制度。所以，来这儿以后，过去和人相处的方式不行了。比如说，中国提倡群体精神，西方提倡个人主义。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基础系统的不同，我们对家庭、生活各方面的选择也要有相应的调整，那么你的内在的价值标准又决定你和人相处的方式。譬如，来加拿大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过语言关，那么好了，和中国人的关系就不是很重要，因为多交外国朋友才可以快一点儿提高英文，所以和中国人相处就不一定是重点。再一点，大陆人和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的人相处中的摩擦，我认为是是误解带来的伤害。大家好像觉得中国人和中国人永远也搞不清楚，还不如和洋人相处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幻觉，默认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只是中国人如何融入移民国家文化的问题，好像中国人和中国人应该没有问题，实际上这反而增加了我们中国人之间相处的疲惫不堪，或是夸大了中国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的问题在哪儿都有，中国有，台湾有，香港也有。我们有一个幻觉，认为我们只应该和外国人有问题，不应该和中国人有问题。
高：在我脑海里，我没有把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人当外人，我没有把他们区分开。事实是，很多台湾、香港来的人很轻看我们，觉得我们很惨。但在我的眼里，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因为，我有亲戚在台湾，经过40年以后我们团聚了，非常亲切。在我眼里，他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是我们的同胞，在国外都不容易。有一句老话叫“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每个人在国外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自己帮助自己，谁会在意我们呢？我现在在一个停车场打工，我只要有可能，就尽量帮中国人。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我呼吁我们应该自己帮自己的同胞。
贺：有人说香港人看不起中国人，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差异带来的。你在原居地，富人也不会去和穷人交往，这是由于经济地位带来的摩擦，无论在什么社会都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移民使这些问题更加尖锐化了，这是移民的后遗症。如果我们不从根儿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永远也理不清楚。我认为移民产生几个方面的效应：第一：期盼太高造成的困惑。移民使我们突然一下汇合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我们原居地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又都不一样，而我们的想象却是，都是中国人么，应该没问题，所以会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正是移民高度暴露了我们文化的差异。第二：价值观的冲击，因着移民，过去的价值观被摧毁了。过去崇尚互相帮助，这里却崇尚个人主义。过去也许崇拜金钱，但这里对金钱的崇拜更疯狂，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有了困难，不知怎么行才可以生存。第三：认同的危机，我们知道我们是少数，目标是向主流社会进攻，来到这个社会的目标就成为怎样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你直接或间接地会对中国同胞的事情不一定看得上，也不愿意帮忙，因为这并不引起你多大的兴趣，而是一种干扰。这种认同的危机在社会学上是经常被讨论的，是被融和的民族接受重要呢？还是被中国人接受更重要？这种心理，使我们没法跟同胞相处。第四：经济地位不稳定造成的混乱：我们过去在原居地没有生存的问题，而现在连付账单都有问题，这当然引起新来移民的痛苦挣扎。有这种问题的人怎么和没这种问题的人交往，钱多钱少的人之间也有问题。加上，北美是高度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个人主义的定义就是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我们感到痛苦，是我们的文化不提倡个人主义，我们提倡一同进步，一同致富，要共享，这就是文化冲突。
萧吕允美：（加拿大校园团契同工，来自台湾，以下称萧）
期望高，也许是一种需要。中国人来到这里，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又聋又哑”。在这种情况下，对同胞的期望就比在原居地时高很多，而中国人又不可能转向外国人求帮助，当然就会转向中国人。
张学勤：（来自中国大陆，网络工程师）
来加拿大以后，我对朋友、友谊的看法没什么改变，但渴望比以前更强烈了。我刚来的时候，去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有一个人我一生也不会忘记，他给我他的电话，对我说：“我非常理解你刚来的这种心情，我帮不了你什么，但我给你我的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虽然我后来没打过电话，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当时提供了一种需要，一种由于环境而产生的需要。
苗：我不认为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溶入主流社会。我自己并不想入主流，如果想要入主流就不要离开中国。例如我，我就是要寻求一种生活，一种具有生命本质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人在这里的冲突，和中国人在中国的冲突不同。我觉得很大的不同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像《北京人在纽约》表达的是北京人要适应纽约，而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是香港人要建一个小香港。中国人在国外职位越高，安全感就越差。因为失去在本土的安全感，所以在国外要自己设立一个“安全堤”来保护，这样，人和人之间就有防范。
郑岷：（医生，怡康中心主任，以下称郑）
其实，我对主流这个词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常常讲主流如何如何，其实把自己就划到支流了。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注重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国策。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熔炉”，什么都要融在主流之下。加拿大的主流是支流汇合而成的，我们都是主流的一分子，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尤其，当我们面对一些压力时，会常常认为我们是少数，对社会服务有“事不关己”的心态。我是做医生的，每天要接触不同背景的人，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你要想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在我们和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强调我们从大陆来的有自己的背景，从某些方面就看不起别人。有的香港朋友对我说：“你们大陆人看不起我们香港人，觉得我们没文化，其实，我们香港也有一些电影拍的很好。”我真的就去借来看。我发现，有一些电影真的很好，很有文化。我要说，不是人家没文化，只是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你要想让人家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不同于你的想法和做法。
萧：其实是这样，我尊重你的个人观点。但我也不要求你来肯定我的观点，例如，我们家是吃西餐的，但我也不能因此批判人家生活习惯守旧。
章建：（来自中国大陆，系统工程师，以下称章）
一旦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与人交往，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障碍。我以前在UCLA读书，我们就去一对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家的团契，他们对中国大陆来的同胞非常有负担，我们相处的很好，没有什么摩擦。我想，他们吸引我们的是爱。我们从大陆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僵化了，只有爱才能让这种僵化的心复苏。当时，我们也是因这种爱而接受耶稣基督的。
郑：我自己的工作让我接触到各个不同背景的人，我自己感觉，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愿去了解人家，有一个畅通的渠道让别人理解你，只有能有一颗体谅的心，很多方面是可以沟通的。具体来讲，就是从自己开始，把以前的偏见放到一边，现在要着眼于将来，一天天作一些实际的事，每天多一点儿爱心，和人相处就会容易一些。
萧：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我接受很重要。因为，移民的心态很多时候还是“脚踏两只船”，没有办法接受完全成为加拿大人。我们来的久一些，特别是孩子都是在这儿出生的，比较容易接受“我是加拿大人”这个概念。有这样一个的观念，去帮助别人，心里的挣扎会小一些。
苗：排除我们每个人政治上、经济上、情绪上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需要。但是，不要对人的期盼太高，抱怨太多，否则你永远都不满足。
贺：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出路？谁提供出路？我觉得只有爱。爱是包容，爱可以遮掩别人的罪，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可以跨越这些不同。我们才能看到，能体谅别人的软弱。
李：我先到澳大利亚，我之所以去教会，就是有一个概念，信教的总归是好人，虽然我当时不信主，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热情地帮助我。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去年，我刚刚信主，七月份我刚刚受洗，我现在到教会不是为在教会得什么好处，我是希望我可以回报。所以，我要说，要有爱心，要有耐心，要等待，也许他不能立刻信主，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你慢慢认识神。
章：我们接受主以后，自己心里很自然地想到要作一点什么来报答神的爱。我们教会的新移民比较多，他们有一种很现实的想法是，到国外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教会，教会的人会帮助他们。但有人说，这种人是要沾教会的光。但我以为，只要他们知道教会的人有爱心，可以帮他们就够了，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白白从神那里得到爱，神的爱不能到我们这儿就止住了，我们也要白白地给出去。
萧：实际上，很多的教会都有作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国语崇拜，有一个事工就是要发现一些“消息”，给新来的同胞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例如，介绍生活环境,、介绍学校、帮助找房子、找工作。当然我们希望这些人能接受主，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交换条件。我们要心胸开阔一些，就是帮他们实际的生活需要，在出于爱心的帮助中，福音的种子也播下去了。同时，这也是对华人社区的一个贡献。
郑：教会不是只讲属灵的事，不参与社会的事儿。现在华人社区的教会，慢慢的比较注重贡献或服务于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司徒静姬：（来自香港，原职业护士，移民已28年）
现在的华侨，无论经济上、心理上都比较稳定了，开始应该有一个回报社会的心。我们自己的诊所有请加拿大人。我们现在立足了，可以帮别人为什么不帮呢？
郑：据加拿大移民局统计，在移民的人数中，讲国语的人越来越多，华人的教会应该有一个统筹的安排来帮助新来的朋友，甚至可以建立一个中心，提供各样的帮助，使新来的朋友早一些适应环境。
贺：新来的朋友对我们既是机会又是挑战。机会是，他们可以通过爱看到神，挑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满足不同的需要。因为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刚来的人需要是生存和适应环境的需要，来得久一点儿的人是渴望更好生活环境的需要。前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的人，很可能是一种更深的心灵的需要，因为好坏都经历了，内心更有一种寻求答案的需要。从个人的层面，我们应该从自己开始做起，用感恩的心和周围的人相处，以原谅的心忍耐。在教会的层面，我们应该去研究各个不同层次移民的特点，设计实用的活动来切实地帮助同胞。
章：各个教会的互补很重要，不仅局限在新移民的服务。教会要打破在神国里的界限。连一般的社团都可以联合帮助新来的朋友，我们更应该做这一件事。
怀着感恩的心整理完了这次讨论会的记要，但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不满足，一种很难在这样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各个层面的遗憾。但更深地触动我的却是：抛开文化、地域、自我、宗派的疆界，如何牵同胞的手，拥抱同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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