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倩
离婚的日子
1998年6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法庭正式判决了我与先生的离婚案。这一天，我们整整结婚了十五年，这一天，我们的孩子只有两岁九个月。
握着那一张离婚证书，很久很久我都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过去的二十年我是为他活的，今后我该怎么办？
先生是国内有名的国情研究专家，他工作勤奋，刻苦，有见地，能说能写。国内外杂志、电视台经常采访，大报记者时常登门。先生开始变了，在孩子只有八个月大时，开始提出离婚。我痛苦万分，几次想到死。我希望他不要做伤害家庭与伤害自己的事，我希望他能为孩子的未来考虑，做一名肯承担责任的父亲。
我坚持了两年多，不同意离婚。在这期间，工作与孩子使我极度劳累。精神上的折磨，使我整夜失眠。不久，心脏开始出现不规则跳动，有时竟达每分钟七八次。我真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留下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接下来又是血压增高，仍然是整夜整夜不能入睡。我知道自己要垮了，可先生根本无任何悔改之意。为了把可怜的孩子抚养成人，我必须活下去，我同意了离婚。
做为一个女人，我从小梦幻着“梁山伯祝英台”一般的至死不渝的爱情，终日相信与盼望的是夫妻白头到老，根本不敢相信“离婚”这两个字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为什么，离婚却真实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呢？我思索许久。渐渐地意识到，人的生存形态，是不可能摆脱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的，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又怎能与中国近五十年的政治运动、社会发展及文化传统相隔离呢？
追回失去的年华
我和先生均生长在中国大陆。在小学的年代里，我们所受的灌输是：“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不顾小家顾大家！”、“全心全意扑在革命事业上！”、“把一切献给党！为革命事业而死比泰山还重！”
我们正是在那种教育下长大，又被十年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学习机会的一代。当文革结束，可以读书时，我们就竭尽全力，考上大学。我与先生均是七七级，即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大学毕业那年，先生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生。我自己由于多年极其艰苦的生活，在大学第三年末即双膝瘫痪了三个月。直到大学毕业时，体力也未能恢复。工作两年多后，在1984年考取了国家教委的出国研究。当时，我们已结婚，虽然经济不宽裕，但我们相知相爱，同甘共苦。那时的我，还不认识耶稣，不懂得：“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2:18）。我不懂得夫妻应当相守同行，却一心只想出国留学，当博士，去圆儿时父亲在我心中种下的梦。
在意大利的近七年中，虽然后来几年我们每年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仍是柔肠寸断的日子。当博士证书送到我手中的那一刻，我的心震动了。我问自己：“我与先生分别了近七年，就是为了这样一张纸吗？”
如果我能重新选择，我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做！先生要远比这张证书重要的多。
其实，整整我们一代人都在做着违背正常人情与亲情的事情。我们在努力追回那本来应该有的、却曾经失去的东西。正是那扭曲的社会，才导致了扭曲的人生。
事业，还是家庭？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赞扬的是为公而不顾亲情的精神。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教育及媒体长期宣传的是那些置临产妻子于不顾，对临终亲人不探望，甚至在地震发生后，不去救仍然活着埋在倒塌房屋中的亲人，而坚守生产岗位的先进人物与事迹。
正是这种经过几代人的教育与渗透，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摆不平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在他们心目中，始终是“事业第一”，我也如此。他们只知家庭对他们有义不容辞的全力支持的责任，但他们却不知自己对家庭也有一份责任。我的丈夫便不明白家庭责任，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体贴、帮助与尊重，也有丈夫对妻子的爱护、珍惜与保护。正像基督徒婚约誓言所说的：“无论是病弱还是健康，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在愁苦暗淡的日子里，还是在快乐光明的顺境中，你都爱她（他），照顾她（他），支持她（他）……”
中国社会终日宣传的，是妻子要理解干事业、终日不回家的丈夫，却从未提到过丈夫也当体谅对又要工作、又要承担所有家务及照顾孩子的妻子。这无形中在告诉人们，只有丈夫的事业重要、要尊重，家庭和家务事则不重要不值得尊重。这样长期的畸形宣传中，所隐含的对家庭的价值的藐视，能不使普遍性的夫妻关系受到全社会的影响吗？
我做母亲时已四十二岁。孩子出世的前一个夜晚，由于身体极度不适，我很渴望平日只埋头做自己事情的先生能与我说说话，带给我一丝精神上的安慰。正在看电视、手中又拿了一份报纸的先生扭头看了我一眼，用非常轻蔑的口气说：“像我这么重要的人物能不看新闻吗？”当时的我，连翻身都很困难，听了这话，泪水潸然而下。平时我那样精心地伺候先生，今天，当我行动不方便时，丈夫竟会如此待我。那一夜，我只身靠在沙发上默默饮泣，丈夫连理都不理。第二天早上，他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了家。先生的办公室与我们的住所在同一个院子内，明知我会在任何时候出现临产症状，需要送往医院，他却从未来询问一声。
下午近三点钟左右，移步艰难的我发现自己的尿液含糖量在四个加号以上，加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多星期的高血压症状，我知道妊娠状况恶化，必须马上去医院。周围的人为我着急，帮我找先生，但根本找不到他。由于住地偏僻，很难等到出租车，我只好自己开车，从林业大学后面去协和医院。那天是星期五，又是接近傍晚下班的时间，交通阻塞。过了朝阳门，抬眼向前望去，车龙一动也不动。我只好钻小胡同，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医院。
晚上九点半，我命令自己停止哭泣，半个小时后，医生决定将我送往手术室。
我想，我的先生根本意识不到，他有一份对妻子的责任。
名利的追逐
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成功，因为成功决定了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然而，成功之后，怎样对待名誉及地位，却成了对许多人的考验。
从认识先生以来，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为改变中国做些事，为贫苦穷困的中国人民做些事。我一直相信先生有能力实现我们的理想。我鼓励他，支持他。在外面我奋力工作，保证家庭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使先生无须对柴米油盐牵挂。同时，我又承担了所有家务，从而使先生有个完全可以静心学习研究的环境。我十分清楚，每个男人都想被这个世界认可，出人头地。做为妻子，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帮助他。
1993年10月，我离开美国肯塔基州，回到中国。先去所属公司在上海的合资厂进行技术转让工作。任务告一段落后，1994年11月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在这以后的一年中，《Time》、《Newsweek》、Voice of America、CNN等媒体，及各国驻中国使馆都来访问过先生。正像先生所说：“王倩，你回来的这一年，是我最成功的一年。”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先生发现患了糖尿病。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问神，这是为什么？我们苦了这么多年，今朝终将团聚，为什么要使先生得了这种不可痊愈的病呢？我一边看医书，求医，煎药，一边督促先生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因为糖尿病病人血糖变化不易控制，不适宜在外旅行，所以，我建议先生每月出差不要超过三五天。
但一切都太晚了。先生已尝到了成功的甜头，成了名有人捧，有人前呼后拥。成了名也自然而然地有了虚荣心，人被绑在了名利的战车上，只有进，不肯退。先生要在各个领域扩大他的知名度，先生担心别人的名声会超过他。
为了扩大知名度，他什么事都想插上手。国情研究有他，贫困地区发展有他，国内经济政策研究有他，当时的香港回归要有他，海峡两岸合作也有他……
为了扩大知名度，先生不顾身体，不分昼夜地工作。自己在办公室干了一天还不算，晚上电话传真更不时地响。我们没有吃过一顿安稳的晚餐，睡过一夜安稳的觉。幼小的孩子被吵醒，爸爸不管不问，本来就已精疲力尽又缺少睡眠的妻子被吵醒，先生无动于衷。不仅如此，先生开始对我表示不满，认为我没有像孩子出世前那样帮他整理文件、稿件，使他的书出得更快，使他更有名。
先生在名利的追逐中得到了满足。追逐名利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他对自己的身体全然不顾。他不肯在孩子身上花时间，他不肯用一点儿心思与妻子交流沟通。
第三者插足
当今中国社会上腐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的行为渗透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及领域里。婚外性关系及第三者只是其中之一，但它却酿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
成了名的先生，终于量事物的标准也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儿子，你看，你妈像个老母猪一样。”对我，他则说，“你听着，你得叫我高兴！你不让我高兴，我要你干什么！”
孩子四五个月大时，我的产后抑郁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几乎天天哭泣。过度的劳累，使身体又一次接近垮掉边缘。站立时，坐不下。坐下后，又站不起来。从腰间到脚趾的每一块骨头都钻心地痛，走路像个瘸子。
先生从不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多么渴望先生能问我一句：“王倩，你累吗？”或者：“王倩，休息一会儿吧！”可是，没有，从来没有过。我把有关妇女产后抑郁症的书递到他手里，希望他能读一读，给我一份哪怕微小的关心。他转身，随手把书放在桌上。他不想关心我。他甚至讨厌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指责我。这还不算，还让婆婆来辱骂我。我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多少次，请先生坐下来，请求他解释一下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不回答。
我开始支撑不住了。在心理上及身体上都担心自己会支撑不住了。我与先生商量，接受了公司已坚持了长达一年的要求，回美国做六个月的新产品设计。先生也答应三个月后就到美国与我们团聚。
我再也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婚姻与家庭本是神赐给人间最美好的事物。我们的社会扭曲了它们的本质，并极力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所以才使我们自己倍尝苦果。
今天，我的孩子已经三岁三个月。我带他走入教堂，引导他认识神。希望神能带领他从父母婚姻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人生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和整理，将来能有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
作者来自北京，现住美国肯塔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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