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小美执笔
从个人经验谈起
荀涛（日本杏林大学讲师）：我个人认为，人能“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曾经“受”，因此，善有善报是理所当然的。施与受是并行的，成比例的。不施则不可能受，人不可能只有施或只有受。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从我来到日本求学到目前的工作，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帮助，譬如在住房、奖学金等等方面。主要因为我以前在国内工作时，接待过这些日本人，他们觉得我正直，值得信赖。当时，我尽我的责任接待他们，以至于来到日本之后才能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因此，施得多，早晚会回报回来的。
钱国伟（来自上海，获东京大学硕士学位，现在日本工作）：刚才荀先生说，有施才有受。我个人却有不同的经历。我未曾施或做过什么，却受到许多不认识的人的帮助。
我来日本之后，申请入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入学后却没有通过硕士课程入学考试。我想更换研究室，但我知道这事不容易。当时系里正好来了一位从大企业转过来的老师，我从未见过他，但我试着打电话给他，没想到他立刻答应我考他的硕士生。考上之后，他知道申请奖学金不容易，因此帮我安排在企业里打工，并且帮我申请学校宿舍。不仅老师在各方面都关照我，研究室的同学也都很帮忙。毕业后老师还帮我介绍工作，一直到现在研究室有活动，都还叫我回去。可见“受”也有白得的。
此外，我曾经接受日本《读卖新闻报》的采访，谈有关留学生打工苦读的经历。许多看了报导的人都寄钱给我。我虽然很想收下这些钱，但是受得这么多，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拿什么还？经过内心的挣扎后，我托报社将钱退回。
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人际关系也搞得很好，别人也都信任我。我很会运用这种关系，例如我帮过A，现在B有需要，就用A来帮助他，再用B帮C，最后等着别人回报自己。把人际关系兜得团团转，别人当然认为我是好人，我也觉得自己很会“施”。但是，当自己给与后，所受到的回报并非自己所期待之时，我就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忍受，一旦超过了那个限度，我就不愿忍了。
现在不同了，信了神以后，真地从神领受了“活水”，自己愈受愈多，给别人当然也就愈给愈多。我也得到心灵上、物质上的满足，因为现在找到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
曾强（来自广西）：荀先生所说的人首先要“施”是对的，但是人要“施”是很困难、很有限制的。当你工作不顺利时，你很难告诉自己说，我可以忍耐，继续努力工作，等候个几年上司一定回报你。施比受还难，因为人的施总是带着期待的。只有神的爱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刘大卫（日本千叶大学硕士毕业，现在日本工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一切都是神白白赐予的。
王锳（曾就读于东京音乐学院）：我即将到东欧罗马尼亚的孤儿院去工作，我受到过神相当大的恩典，所以现在我愿意学习奉献。
1989年，我怀着满腔热血到日本。到日本之后的孤独，使我想找朋友，因此我到教会，半年后信主。没想到不久之后，身上便检查出一个重达一公斤重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刻开刀，不能延迟。当时我还在东京音乐学院就读，虽然有国民健康保险，但是住院开刀对我来说负担太大。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我的情况后，拚命为我祷告。后来我住进了日本唯一的一家基督教医院，而且检测出肿瘤是良性的。住院期间，弟兄姐妹每天来探望我，为我祷告。我受到比家人还亲切的关心和爱。整个住院期间，我需要负担35％的住院费和伙食费，在大家的祷告奉献下，我所收到的金额正是我自己必须负担的数目。我当时心想：我受了神太多太多的恩典，我愿为神奉献自己。
后来我休学回中国，准备和几个朋友联合开公司。心中虽没平安，却一直想做。1993年我在北京机场从飞机上摔下来，感谢神的保守，仅是一点轻伤，我才知道神的管教和他的恩典。我也知道说为神献身是很容易，但是要付诸行动就困难了。因此，我再次到神的面前，求神悦纳我。正好，罗马尼亚的一个基督徒创办的孤儿院，需要二位中国人。我想，宣教士们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中国人也受了太多了，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学习到别的地方传福音。我既得了神的安慰，也学习把爱和安慰带给需要的人。
宋义哲（牧师，现住东京）：从个人的经验中，当我们有受的经验，特别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是“蒙恩的人”时，这种受也就是施的原动力。在圣经中，曾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因感受到耶稣的“爱大，赦免大”，所以她愿意把极珍贵的香膏献给耶稣。
施与受的矛盾
宋义哲：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成为领受者时，常常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如别人施与我时的态度、方式不正确，使我这个领受者受到伤害。从这当中我能学习到什么？当我成为“给与者”时，我们该如何做？圣经上又有什么教导？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
杨普才（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日本工作）：我在日本领过奖学金，现在日本公司工作。虽然受得不少，但是因为施方的心态，我不好受。例如，有些人认为因为你们中国留学生穷，所以才给你们奖学金，不是因为你们优秀。有些人则认为我们到日本只是为了捞一笔，赚了钱后衣锦还乡，却没看到我们能在日本工作，也是因为有能力，或者想在这里学些先进的东西，可以回国贡献。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说：这里这么恩待你，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你能赚这么多的钱，还有何不满？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当我们有时，要想到，我们给不给，以什么心态给，我的态度会不会伤害对方？所以施的心态很重要。
周耀铭（东京大学博士）：施与受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像爱一样，也是永恒的问题。我尚未体会到钱先生所说的“活水”的感受。但我个人觉得一些社会问题来自“施与受”之间的问题—－有条件的施，有条件的受。我的母亲在日常生活小事上对人的关怀影响我，让我知道施与受时心态的重要性。六十年代，我们在农村，家家都穷，母亲把家中仅剩的一点猪油，拿一半送给村里最穷的老太太，当时老太太的儿子病了。母亲并没有要对方有所回报。她看到别人有需要，即使自己并不是很丰裕，也毫不犹豫地帮助别人。这些小事教导我，无条件、不伤害别人情况下的给，才是好的。
宋义哲：周先生的感受让我联想到圣经，上帝的慈爱是无条件的。他赐日头，照好人也照恶人。
刚才我们提到的施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从物质方面来看，圣经教导我们，万物都是神给的，属神的。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我们能看见初代教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凡物共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日所拥有的，是从神而来，主权不在于我。虽然我可以独自享受，但是我也可以用上帝给我的自由意志学习和别人分享。钱国伟刚刚所说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时，我们在上帝的爱和感动里也学习给。
刘大卫：圣经《哥林多前书》也这么说：“我若将所有的赒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所以我们施，要以爱为基础。当我们接受时，也学习凡事谢恩。
施比受更有福，为什么？
张之明：确实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施比受有福不单只是基督教才有的说法，其它宗教，社会道德规范，都教我们要做好人。但是基督教的独特性在于“福”这个字上。首先我们要区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的不同。一般的“福”，是人的福，人本主义的，但是是从人而来，以人为本的福，并不可靠也不长存。我们可以看见不少“为国、为家、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人的下场。
反之，我们的“福”若来自于神，就不同了，这福气是要凭信心接受的。《马太福音》中的八福，若用人的角度去看，都不是人间的福。但那是天国的福，是永恒、永生的福，绝非人所能给的。圣经中，保罗为了天国的福受迫害，但他年老时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中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的福气来自于神，所以他才有源源不断的爱给人，他不需要来自人的称赞与奖赏。这一切都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不信神会给我们祝福。只要有这信心，就能向神求福气，而我们也必得到从神而来的福，这就是基督教与其它宗教哲学的不同之处。
王锳：我想求神的福，就是圣经上所教导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神的教导和他的旨意中，学习并遵守神的教导。
宋义哲：学习分辨福的根源确实很重要。同时，我们也要立足在圣经的教导上，并藉着信心，成为一个会施的人；把上帝给我们的爱、各方面的恩典，传递给每一个人。
本文执笔者来自中国，现在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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