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承宗
北京：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信徒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还不太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带领姐姐和我一起祷告、唱诗，并给我们讲一些圣经故事。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以后，又复活在天上等着我们将来去他那里。但当时我对基督教只有一种朦胧的概念，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被抄，圣经书籍也全部被烧毁了。父母只好闭口不谈基督教的事，因为那时公开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1970年，我们一家被下放到甘肃省的农村，父亲在那里唯一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母亲在医院里工作。与城市人不同，农村人都很朴实。虽然父母背上都有“黑锅”，经常被批斗，但比起在城市里，情形要好得多。如果留在北京的话，恐怕就被打死了。现在回想在农村的那一段时间，就像是以色列历史的缩影：神将我们一家从北京带出来，在文革最严酷的时期，我们能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平安度过，局势缓和之后，又把我们迁回北京，保留了我们这一家。
1976年，父母把我们先送回北京。因为政府没有给住房，只好先把我们托在一个亲戚家里，如果父母回来就无法再住下去了。也就是在这时候，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居民纷纷建起了“防震棚”以防万一。藉这机会我们也盖了一个防震棚，但用途与其他人不同－－那就是我们的家。当时我们的生活很拮据，母亲因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很弱，而且周围环境也不好，是流氓团伙聚集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体会到神特别的保守和看护。他藉着地震为我们提供了住房，在周围的防震棚相继被盗的时候，他保守我们家一张薄薄的塑料纸做成的窗户从来没有被一只手撕开过。
两年半马路边上防震棚里的生活结束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与此同时，被关闭了廿多年的教会也在1979年重新恢复礼拜。父母带着我们开始了教会生活。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更确定了基督在我里面的救主地位。但我对事奉神却充满了犹豫，因为亲戚中的基督徒，很多因信仰的缘故受迫害下放劳改。我心里面充满了惧怕，一心只想做一个很平凡的信徒，每周按时去做礼拜就足够了。
神没有强迫我，他只是信实地带领着我。他让我清楚地看到他是怎样带我考取了大学日语系专业，之后，又非常奇妙地将我从大学中选拔出来，送往日本留学。我亲身经历到了神引领的美妙，发自内心地赞美他，并立志跟随他。可那时的告白只是建立在初期的被神祝福上，没有受过任何失败的打击。因为，神为我预备的功课才刚刚开始。
日本：抛出温室当报童
在日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中国。我还没来得及从被抛出温室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就不得不马上开始为生活奔波。当时除了要解决食、住、学的问题之外，还要每月偿还向别人借的学费等债务；似乎除了送报纸以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了。这种苦差事日本人很少愿意做，工作时间一天分两段：早晨三点到七点，及下午三点到七点，中间的时间可以上学；而且管吃、住，工资也过得去，很稳定，只要肯吃苦没有什么被中途辞退的顾虑。通过祷告后，神为我选定了一家，从而开始了两年半的送报生活。日本的服务质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规定严格，要求每一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不论是平房，还是楼房，报纸必须插在每一家的门上或根据用户的要求放在不同的指定地点。早刊必须在七点以前送到，雨季时报纸必须用塑料袋封起来。当有号外增刊或用户提出特别要求时，一天24小时内任何时候都得准备出勤……除此之外，还有定期的发展报户业务。
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但是这些若比起每月的收报费来说，就显得轻松多了。每个人都愿意读报纸，但不是人人都愿付报费。有的人一拖再拖，有的人假装不在，有的人真的不在－－在积欠了几个月报费之后，已经悄悄搬走了。而且日本人工作都很忙，晚上很晚回家，到家马上就休息，所以，时间很难抓。我每天清早就得送报，经常要在外面等到深夜才能见到他们，而回答却往往是一句简单的“没有钱”！不管怎样我们也要拚命把报费收齐，原因只有一个－－报社规定：若收不齐报费，就领不到工资。所以很多收不到报费的时候，只能自己垫上，为了能领到工资。这两年半的创业生活的结果是：债务还清了，大学考上了，生活独立了，还有余力支持在国内事奉的家人。
然而，我所得到的远超过物质上的安定。通过这个锻炼，神不但使我慢慢成熟，学会了独立，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不依靠人，而是依靠神。在日本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在祷告中就得到启示，神要让我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我就放弃了其它所有的大学，只专心于这一个。我学习得很努力，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但考试时仍然是一塌糊涂。回来很痛苦，信心也没有了。到放榜时的那个礼拜，我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到神面前。我感觉到正因为我考得不好，才能知道是神而不是我的实力带我进入大学。渐渐地神恢复了我在他里面的信心，我甚至求他将我的名字写在榜的正中央，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发榜的那天，我迳直来到校门口，一眼向榜的中央看去时，正见到我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那里，只有十二人考取，我是第六个！赞美不禁从心里发出：“主啊，你是信实的主！”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去跟随信靠他，神赐给了我安定、充满丰富恩典的四年大学生活。
美国：去哈佛大学还是去神学院？
我自以为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所以一直都很顺利。在大学三年级进入理论经济研究课程之后，我就开始为自己构想将来取得博士学位的计划。因为日本没有经济学博士，我所在的大学与哈佛大学是姊妹学校，如果学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关键是先要进入本校研究生院。
在大学毕业前夕，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入学考试上。我非常刻苦地准备，有时一天甚至学习十六个小时。三个月之后，我已对自己有了十分的把握。可是祷告却背道而驰：越多地祷告就越感到这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办？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使我顾不上去想神的旨意了。虽然在考试前一天的禁食祷告里很清楚地得到了神的拦阻，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去参加了考试。
这次与当时考大学时截然不同，考得很好，口试也不错，觉得凭自己的实力进研究生院是没有问题的了。然而在发榜的时候，我早就应该预料到、但绝对不愿意去想的现实摆在我的眼前：没有我的名字。“那怎么行？！”我压不住内心的火去找教授讲理，结果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接着我就转向了神，问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却没有任何回答。之后的一年里，我又尝试了我所能想到的各种出路，都不通。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祈求。这回不再问神为什么了，取而代之的是：愿他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但仍然没有任何回答。当我认真地省察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地方是值得神赐与的，有的只是求他怜悯的份儿。
在日本的最后半年里，我发自内心的祈祷就是，求神不要抛弃我。因为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我好像对着空气祷告一样，什么来自神的回答也没有，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我。这种痛苦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可以没有一个好的职业，也可以没有很高的薪金，我可以没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也可以没有被人羡慕的地位，但我不能没有神。而当神最后把洛杉矶国际神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和来美国的签证放在我手里时，我才意识到，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即使是一秒钟也没有！
美国的生活远不如我在日本：经济上没有了保障，在日本每个月使人安心的奖学金，在这里成为食、住、学的免费；居住条件与我在日本大公司现代化设备的宿舍比起来有天渊之别；社会治安更是无法和世界最安全国家之一的日本相比。然而，正是因为没有经济上的收入，使我经历着神亲自的喂养；正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受到神的同在；也正是因为治安的混乱，使我体会到神特别的保守和看护。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在日本时的条件，但我在日本时从来也没有生活得像现在这样平安喜乐过－－天堂和地狱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两者自然条件相距甚远，而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
经过两年神学院的生活，从知识上，更从灵里面我感到了事奉的必要。就像一根管子得到水源，不是为了储存起来，而是为了流出去一样。自己学到的知识也应当成为生命流出来。我觉得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认识，不如说是灵里面本能的反应。而且事奉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我相信神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就是能够在与弟兄姐妹共同分享的同时，更多地学习到事奉的功课，亲身体会到他的真谛。我需要众弟兄姊妹们在知识上和灵里面给予我帮助和鼓励，更需要你们的代祷能托住我，使我能更谦卑、忠实、满有爱心地事奉神－－我们在天上的父。
作者来自北京，写本文时在洛杉矶读神学。现于美国东岸费城一间华人教会做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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