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野牧
投入地下工作，生死置之度外
我最初接触马列主义时，还是个孩子，在小学念书，那是国民党统治时代。
1937年日本突然在芦沟桥发动侵华战争。亡国奴的生活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更强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随着政局的转变，国共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若抓到一个有共党嫌疑的人，不必审问，即行处决。我这些地下党的朋友，往往被追得走投无路，到我家躲避。20多岁的小伙子化妆成老太太住在我家，等候冀中解放区的人来把他们接走。我也乐意掩护他们。因为常有人来就引起注意。有一天我发现“长了尾巴”，幸亏我熟习本地环境，左躜右窜，才摆脱了跟踪的人。好危险！亲友们都劝我赶快离开天津。于是全家搬到北京，住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天坛里的斋宫。住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我更加活跃了。有一次接到一个任务，把一大叠的传单，从天桥送到在沙滩的北大工学院，交给我的堂兄 他是地下党员。我把传单放在单车的藤篮里，骑上车从南向北一路飞跑，将到东四，忽然发现前面有一队警察，突击检查，行人都要下车搜身。我想这可糟了，往回走？不成，他们一定追上来。一咬牙，向前冲去！警察大声呼叫，下车！下车！我一边加快速度，一面喊着说：我有要紧的事，别拦我。警察稍一迟疑，我就冲过去了。那时我身穿皮夹克，戴着黑眼镜，骑的是粉蓝色跑车，一付小特务的装扮，他们不知我是什么人，不敢拦我，就此逃过大难。若被抓着，可能早就枪毙了。
天坛的住所，靠不住了。局势也越来越紧张，那时家兄在香港工作，来信叫我们去香港。于是决定去避一避风头，把母亲和小侄女送到香港再回来。
1948年9月我们乘船从天津出发。经过十天的风浪到达香港。到达不久我的旧病复发了，病得很厉害，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这时国内情势，急转直下，北京、天津都解放了。过了一年全国都解放了。我们满怀着喜悦心情全家回到广州，看到飘扬的五星旗，十分兴奋：祖国啊，祖国！多少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祖国，终于美梦成真了。我恨不得亲吻地上的泥土。
被迫移居香港，心系社会主义
回到广州后，我很快就找到工作：在珠江水利局属下的发电船，管理电机。参加祖国建设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得如愿以偿，我心花怒放。在这期间，有两个从天津来的商人朋友，想去香港办货，要我帮忙，帮他们跑一趟。接洽一下，一天就可办妥，最多三两天就可以回来了。我想反正呆在家里没事，就答应了。先去派出所找所长办一张“出国证”，所长是我的好朋友，亲自把申请表送到总局，三天就批下来了。到了香港，旧病突发了，非常严重，躺在床上不能动。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办。这时，国内展开“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那位好心的所长，因为我的缘故被抓进监狱，罪名是协助一个“特务”出国潜逃。这是“反革命”，性命可能不保。我哥哥很着急来几封信催我回去，为所长作证。我诚诚恳恳地写了八张信纸的自白书，把我过去完全交待清楚。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能回来的原因是因重病，假如一定要我回国作证，请你们派人来，用担架抬我回去，我绝不推辞。这封信有了效果，他们就释放了那个无辜的所长。
国内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斗争也越来越惨烈。这时我想回国也回不去了。两次我想回中国，都因病受到阻拦。这也不是偶然的事。若不是上帝在冥冥之中保护我，我恐怕早已成为“烈士”，或者是“叛徒”了。总之都是死路一条。
虽然如此，我对共产党的热情并未稍减。在香港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了向工人招手，我们办了技术班、国语班、舞蹈班等等。当然主要的目的是向工人们灌输一些共产思想。小组发展得很快，成员超过200人。后来因为香港政府不许搞政治才被迫解散。
路边挂满死人，心中幻想破灭
国内又掀起“三面红旗”。我最欣赏的是人民公社，那是社会主义最高的理想，我们居然达到了。然而香港的“反动”报纸却说：大陆有严重的饥荒，饿死千千万万的人。真是胡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一定都是反动派造谣。但是在香港出现的一种“新兴事业”，却动摇了我的信心。街头巷尾，突然多了许多临时的小摊档。卖的是罐装猪油。买的人也不少，不是自己吃，而是寄给在大陆的亲人。猪油本是无人吃的废物，如今，忽然身价十倍，成了“高级营养品”。我哥哥也来信指明要这种“高级营养品”，我只好照办。他收到后还来信说“收到你寄来的营养品，非常欢喜，盼望再多寄几罐来。”。真令人莫明其妙，难道中国真的闹饥荒吗？
1966年，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了。全国像一锅沸腾的开水。到处展开斗争，几乎无人幸免，但我们在香港的文汇报上看到的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
我有一个好友，他是党员，在一间中国驻港机构任高级职员。他有个弟弟，刚刚大学毕业，在湖南做工程师，在运动中跳楼自杀了。消息传来，好友十分悲痛，偷偷地哭了一夜。第二天领导找他谈话，问他关于这事的看法。他忍住眼泪，把弟弟痛骂一顿，领导才稍为满意，但仍然把他连降三级。我听了他的不幸遭遇，心中起了疑惑。那时香港的报纸也不断报导文革的消息：到处都发生“武斗”，互相残杀。全国一片混乱……但我仍然半信半疑。最后我决定回国，亲自去看看到底如何。
到了广州，街上不见行人。一辆辆的军用大卡车满载着红卫兵，在街上飞驰。振耳欲聋的广播器，不停喊叫。警察不见了，每家巷口都装上大木栅。沿着江边的西提马路，许多树上都挂着死人，十分恐怖。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到了家门，哥哥见到我非常惊讶：“你这时候回来做什么？”我说要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孩子们七嘴八舌，争相向我诉说：我们的朋友某人被斗死，某人被抄家，某人在街上无故被打死；我们楼下的小青年，竟手拿利刃，到街上随处杀人；听说武汉的武斗最厉害，马路边凝固着一寸厚的血块，还有……我不想再听下去。我的头快要爆炸啦！
祖国啊，祖国。多少人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宝贵的生命，所换得的就是这些吗？
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香港，心中一片空白。完了，完了，一切希望都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十几年来我追求的美梦破灭了，我整个人生失去盼望。政治吗？不要再搞了，它对我是一种无情的讽刺。我痛恨自己的无知、愚蠢！从此我染上酒瘾，非三杯下肚不能吃饭。政治不要搞了，还是做生意赚点钱，享受享受吧！
走进加国教堂，始听人生道理
我曾作建筑工程的生意。自从文革以来，香港已揭起移民热潮。由于本地的“左仔”出来闹事，到处掷“菠萝”（土制炸弹），搞到人心惶惶，一些富有的人都纷纷向外国跑。一个偶然的契机我移民去了加拿大，代一个朋友料理餐馆。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开创一番新事业吗？还是逃避那令我伤心的祖国呢？……
祖国啊祖国，我怎能忘记你！在那以往的日子，我曾经在收音机旁，听着《义勇军进行曲》，而热血沸腾；我曾听到天安门上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热泪盈眶；我也曾陪着那个因弟弟自杀而伤心的朋友，流下同情的眼泪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已是一个沦落天涯的异乡人。但是我心中有一个问题，总是顽强地不肯离去：记得有一支歌唱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我一直坚信社会主义是救国之道。然而，是什么缘故，这么好的理论却产生这么坏的结果？这个问题一直啮蚀我的心。
一连几个月未曾见过人。忽然那天早上门铃响了，来了一个熟人。他知道我要开一间饭馆，于是话题不离生意经 无非是介绍什么地方有好铺位啦等等。忽然他看看表说：“我该走了。”我说“现在才十点钟，还早着啦，你星期天还上班吗？”他说：“不用上班，我要去做礼拜。”
回想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年，从来未进过礼拜堂。我对那些宗教迷信的事非常反感。那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是帝国主义麻醉我们的工具。曾有人邀请我去教会，我坚决拒绝；有人送单张小册子给我，我就当面侮辱他们，把单张撕了丢到地上。我相信人定胜天，也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就是这么心硬的人。
如今环境改变了，不说别的，单单这寒冷的天气就胜不过。困在屋里不敢向外跑，而且更要命的是那些烦扰我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变成那样？再看自己：已经过了中年，一事无成，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发现自己的智慧有限，能力更是有限。忽然有一个意念：不如找一个礼拜堂听听道理吧。也许可以了解一些人生的问题。
在我住的附近，就有一个小教堂，一个月之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教堂。里面都是西人，他们很客气地请我进去。坐在长椅上望着台上的十字架，不禁暗暗嘲笑自己：这就是那个坚信无神论的你吗？聚会开始了，我也随众唱诗，其实根本不会唱，只是装成很虔诚的样子，滥竽充数而已。牧师讲了几句，就拿起圣经朗诵。我的英语不算好，但勉强还可以对付。可是他读的什么，就是听不懂。后来有些仪式，就散会了。连着去过两次都不得要领。后来就不想去了。原来那位牧师读的是拉丁文的圣经，难怪我听不懂了。如今有机会去中国教会听道，心中有说不出的渴慕，如此就跟着那位朋友去了。
那是一间小小的华人教会，牧师已经开始讲道。坐在最后一排，心想，若是听着乏味，可以方便“撤退”。说来奇怪，他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对着我说。有些话令我反感，也有些话，却是至理名言。特别是讲到爱的道理，无私的爱，从来未听过。我从小就认为人间没有真正的爱，只有仇恨，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斗争，斗争才能使社会进步，什么是爱？那是温情主义，要不得的东西。
牧师的讲道吸住了我，于是每周必到
有一次牧师讲的道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到今天仍然记得。他引用一句圣经的话：旧约的《耶利米书》17章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使我心中突然醒悟。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好，乃是人心的问题。虽然有很好的理论，有很好的学说，但是由谁来执行呢？是人在执行。很可惜，人的心是诡诈的，是坏透的，是自私的，所以实行起来就变了样子。试问一群极其自私的人怎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原来诡诈的心才是罪魁祸首！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心想，若我们中国十二亿同胞都能改变这诡诈的心，中国就有希望了。会后我找到牧师，他说：很简单，信耶稣就可以改变人的心。而且不但可以除去人诡诈的心，还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他打开圣经指着一处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这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信了耶稣，神的生命就进到你心中，你那个诡诈的心就无能为力了。”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中国有希望了，我要信这位耶稣。于是他带我祷告，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得救了！忽然有说不出的喜乐从心中涌出来，这次我又哭了。不是为伤心的事哭，乃是太高兴了。那天回到家中发生一件奇事：自从文革以来我每饭必饮，若不喝一大杯白兰地就不能吃饭。今天吃过饭却忘了这件事。再拿出酒来也不想喝了，酒瘾自然消失，我的生命改变了！信耶稣不但改变了诡诈的心，竟连恶习也消除了。这个神迹更加强了我的信心，我要向全国同胞传讲耶稣！
祖国啊祖国，如今我得到救世之道，岂可向你隐瞒呢？
作者现住加拿大温哥华，为当地海员布道会的传道人。王老先生至今未婚，无数素不相识的中国海员都得到过他的关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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