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与重生——在哲学与佛教的挣扎中走向确信

文/李多默

少年时光：深林人不知

我生于乡村。因父亲在外工作，我一直在乡村呆到5岁，对乡间生活的印象并不深刻。

依稀记得，待水稻收完，我跟着哥姐，经过池塘，沿着水沟，跨越田埂，走到田里，捡拾荸荠。每到除夕晚上，我与小朋友一起，大声呼喊着“辞岁啦！”四处串门。我若有头痛脑热肚子疼，外婆要么把我带到附近龙王庙里，要么让我跪在家里菩萨龛前，焚香、算卦、祈福，把符箓烧成黑色纸糊糊，让我就着水喝下去。

80年代初，我被接到父亲工作的单位，开始了十年矿山生活。

我觉得，自己是生于平原乡村的农家孩子，更是长于大山深处的矿山子弟。我喜欢站在阳台上，俯看近处挺拔的青松翠竹，眺望远处逶迤的黛山绿水，想象自己在指挥千军万马。我也喜欢跟小伙伴们走入山林，一边聊天，一边感受深林人不知的寂静与美好。

若无小伙伴玩耍，我喜欢躲在家里大大的壁柜里，翻阅哥姐的书籍和课本，或跑到职工俱乐部图书馆，假装帮忙整理书架，其实是一本本地读书。那是个匮乏的年代，身处矿山，图书尤其匮乏，只要到手的，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学校课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直到夜幕降临。

选修哲学：红旗下的蛋

上高中时，我离开父母，进到城里学校寄宿。爱读书和爱遐想的习惯并未改变。之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考到了离家一千余里的城市，进入大学。

高考后，我曾与父亲沟通良久，商定志愿的填报。第一志愿选的是哲学，从第二志愿开始，总共有十几项，选填的都是经济学或银行学之类的专业。我跟父亲说，第一志愿一定要选哲学。如果考不上第一志愿，那我就听他的，找个赚钱糊口的专业即可。

为何选修哲学？因为我是一颗“红旗下的蛋”（借用摇滚歌手崔健的比喻），自小受到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塑造。

受高中老师影响，我觉得，要想实现社会正义，消除贪腐，就要去当官。要想当官，到大学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不错的选择。社会主义思潮一般相信，通过人的努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社会正义，从而最终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样的观念非常吸引我。

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包含着特别宝贵和值得坚守的理想成分，那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对人之自由的坚持。

但是，进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样的美好愿望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等制度层面的改变难以改变人心。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的改变，而是观念的改变。若想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就必须借助宗教信仰。

信仰挣扎：哪得清如许

那时，我挣扎于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并写过一首小诗：

“我喜欢鲜花

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却对我说

拣起这根树枝”

当时的我，在迷雾之中，眼睛似被蒙蔽，但我却感受到“我”与“你”的相遇和交谈。“我”是我自己，“你”可能是佛祖或耶稣基督。

关于鲜花的美好和人生的意义，佛教认为，鲜花之所以成为鲜花，缘起性空，五蕴和合。人由于无明，执着于鲜花和生命表面上的美好，产生爱慕与留恋。但是，人要去摆脱这些。无论是鲜花，还是树枝，虽暂时鲜活、满有生命，但迟早都会枯干和消亡，并无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生命本身一样。如果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价值，那就是帮助人通过修道，出离生死，进入涅槃（这特别是小乘的讲法）。

相较而言，基督教的看法则截然不同。鲜花之所以成为鲜花，是因为它来自树枝。鲜花要继续成为鲜花、而不至枯萎败坏，就必须把暂时还开着鲜花的枝子接回树上。这是关于葡萄枝与葡萄树的想法。

《约翰福音》第15章告诉我们，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生存，终究要被扔掉或烧毁。鲜花即使一时有温度、有生命，但迟早会枯干消亡。但是，如果能接回耶稣这根树枝、这株葡萄树，鲜花才会真正是鲜花，鲜花才能从永活的根基和流水中得到滋养。

因而，我特别喜欢宋儒朱熹的《观书有感》。对我来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两节诗句正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命的最好诠释。

藉着自己的小诗，我想表明，对生命意义的回答，其实只有两个答案，或者说，就不同答案所组成的光谱而言，这两个答案是光谱的两端，其他答案只是这两个答案或多或少的混杂。

佛教的答案是，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或者说无所谓意义，因为人本来就不是人（佛=人+弗）。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意义与目的，就是：人不是人，人要觉悟，要了然生死，进入涅槃。

另外，佛教说的是人可成佛，可以摆脱人的七情六欲，基督教说的是人不可成神，但人可以通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通过信仰成为真正的人，并且以合宜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七情六欲。

意义问题：信仰的跳跃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意义”问题，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莫大关联。多次的濒死经历，让我不时地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依稀记得有一次，在我12岁时，父母发生争执，我独自一人向着黑夜星空呐喊：“我为何要来到这世界，父母为何要生下我？”

念大学时，意义问题一度让我挣扎、痛苦和抑郁。长达一年多，我缠着班主任，追问他：“人为何活着，这个世界和人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难道不是荒谬的游戏？”

我翻看了很多推崇存在主义的作品，也阅读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给我很大刺激，我几乎看遍这本书中提到的、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图书。而且，我如鹿渴慕溪水，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以及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书籍。

当时，影响我至深的三位文学英雄分别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

藉着对意义的执着追问，也藉着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我开始慢慢走进基督教信仰。1995年，我开始参与一些加拿大、香港和台湾华人留学生举办的校园团契。

1997年，我处于信仰疑惑的转折阶段。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正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在经历很多奇事妙迹后，我决定在复活节受洗。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信，但心中觉得要试一把，进行一次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信仰跳跃。

苦难问题：又新又活路

我碰到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又不愿意接受佛教（特别是小乘）的诠释。这就是神正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经典篇章《宗教大法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天堂里的永恒幸福，如何可以补偿一个孩子在寒风中哭泣的眼泪？”当时校园里流传的一件事也让不到20岁的我心灵备受激荡：一对男女恋人在校园并非特别僻静的地方幽会，女生被当着男生的面凌辱，之后两人均被残忍杀害。一对年青正鲜活、可能充满美好未来的生命，却要遭受如此的身体侮辱与心灵创伤，而天堂的永恒福乐怎么能够补偿？

且不说孩子的眼泪，这种人生可能遭受的最大屈辱、对身体的伤害与精神的折磨，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他怎么会容许世间有诸多苦难发生？

我之所以不接受佛教的说法，因为佛教会倾向于说，这是你自己所造的孽，你自己的身、口和意所生的业、所成的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我虽备感挣扎，但更为倾向基督教所宣讲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并不是处于因果链条之中的上帝。你不能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就将事情一股脑推给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可能给我们的最大帮助。我想，不是在理智上像佛教那样用因果律来诠释世界上的苦难，而是要非常清楚和理智地承认，在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难以想像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生活总是比小说更为丰富和精彩、甚至更为残酷和黑暗。

我们在这世界上，重要的不是要解决或解释事情，而是要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如何将苦难经历或凄惨记忆转化为将来希望。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堪的生命经历，每个人都可能有撕心裂肺或痛不欲生的时候，只是经历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罢了，而且还必定会面临生离死别和病痛患难。更为重要的是，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如何活下去，而且活得更美好、更丰盛？在痛苦不幸中能否更有希望和力量？

这些思考带我走向圣经，也走向圣经中启示的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为我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