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宇
洪予健（来自上海，化学博士，基督教研究硕士，现在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工作）：我们今天讨论“罪的前因与后果”，参考《圣经》中〈雅各书〉10章15节。这里有三个问题：~FK6;一、什么是罪？二、为什么私欲会生出罪来？三、为什么罪的代价是死？
丁果（来自上海，历史学博士，现任《明报》编辑）：长期困扰我的是，为什么我有罪？我有什么罪？与社会上每天都发生的烧杀抢夺相比，我何罪之有？其实，我心里有一个自大与自卑的结合体在作怪。所谓自大，是我常常与其他人比较，认为自己还不错。这个比较的基础是同类而不是至高、至善、至美的神，因为我不敢仰望神，这就表现出我的自卑感。后来才知道，我最大的罪就是骄傲。
郑云（来自四川，现在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Columbia读博士）：我不是基督徒，在讨论私欲、罪、死三个方面的问题时，是否请基督徒朋友先把这三个概念讲清楚。因为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即：私欲生出罪来，罪的代价乃是死。
周小安（来自湖南，物理学博士，基督教研究硕士，现在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工作）：我觉得要澄清《圣经》中讲的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人与神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即受造物背逆创造者，这是第一性的罪。由于背逆神，故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互相竞争、互相仇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人要做大自然的主宰。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神委托人作管理者，而人却要作主宰者，掠夺自然。
朱晓明（来自北京，社科院新闻法硕士，维真学院硕士生）：关于基督教，很多人讲到原罪说。《创世纪》里有一段讲到人的始祖想要像神一样聪明，所以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这是神命令他们不能吃的，吃了的代价便是死。将来人类会不会毁灭于自身的智慧呢？如果发展出更高明的能力？
陈欣（来自四川，清华大学毕业，ＵＢＣ物理系博士生）：如果说罪是偏离了神，那么先要弄清神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先有神，才能知道背离了神就是罪。《圣经》旧约明确给人一些律法，经过比较，容易看到有罪还是无罪。我来查经班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自己很难承认有罪，但与神的律法比较，一比就感到律法的要求很高，人不可以在律法面前站得住脚，这时就感到有罪了。
丁果：讲个比喻，一个人看到地上有个钱包，当时没有任何人看见，拿回家中，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安全的。但回去后会睡不着觉，花这些钱时会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做法与良知相抵触，圣经告诉我们，当你看到女人，心里起了淫乱念头，即犯奸淫之罪。这是说，虽然坏意念没有表现为行为，也是罪。
从坏意念本身也是罪来看，扪心自问，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如在中国经商大潮里，医生开刀拿红包已成为正常现象。整个社会进入堕落状态，所有人都进入了犯罪的结构里，没人敢说他没罪。这一点让我们中国人在认罪的路上大大跨进了一步。
郑云：基督教强调了私欲、罪、死紧密相连的关系。佛教提倡消灭一切欲望，无所谓私欲或好的欲望。而基督教在讲私欲的同时并不否定其它的欲望，如牧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结婚，但佛教却不行。
邱林（来自北京，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维真学院硕士生）：我个人的体会是，讨论罪时要面对自己内心的东西。在某一个客观或主观环境下，我会发现自己内心有某种平常不曾想过的恶行、恶言、恶念。再拿拣钱包的例子来说，我自己的道德可以控制自己，如果地上有20元钱，我不拣，觉得它不归我。但当我发现钱包里面有100万元时，这时候的冲击就相当大，这已不是道德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贪欲来自何处？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可能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认识神以后，就会明白这种贪欲来自原罪。
神怀着一颗爱心造我们，希望我们爱神、爱人。如果我们与神断绝关系，就产生罪。
丁果：人对罪的认识比较模糊、麻木，有三个原因。第一，跟人家比，总觉得比人家好。第二，把罪的行为与欲念分开，众人看到的，表现在行为上的，才作为罪。第三，人人都如此，就不为罪，法不责众嘛。
周小安：我是读了圣经以后，通过神对我说话而认识罪的。一、我作为受造物，从来没有感谢过造物主我的神。我的生命、呼吸、饮食、健康……在我未认识神以前都觉得来于自然，无需感谢。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不承认、不感谢就有罪了。二、信主以前，我判断一个人，仅从地位、权力、学识去评价，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内在的神圣价值。从圣经上得知，任何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不但不赞美，反而拿有色眼镜去看人，马上认识到这就是罪。是圣经对我说话，给我一个启示，让我站在神的角度，然后认识到我有罪。
张敏（来自北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硕士，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记者）：我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从小对罪很敏感，听到批判谁要“低头认罪”，惩治谁是“罪大恶极”，“罪有应得”等等。所以“罪”是个很可怕的字眼。共产党教育我们要大公无私，于是知道私和罪有联系。比如拣钱包，悄悄留下，是羞耻；但不属于犯罪。又如知识青年要从农村回到城市，就得给干部送些礼，行些贿，这算不算罪？作为一个知青，我头脑里造成很多混乱。很长时间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认为只要不犯法就不算犯罪。有人通过行贿，回城上了学，经过一番奋斗，逐渐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还可能占的正好是拿红包、受贿赂的一席之地，这时候良心有很大的挣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拣了钱包要上交，如今则是别人硬塞。自己过去给人送礼是不得已，心中也挺恨那个拿红包的人。但到自己拿时，又觉得不拿不合适。一、这是通行法则，别人都拿，自己不拿，如何退回去？二、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显得特殊，给他们难堪。三、从心里说，票子我也需要，也喜欢，悄悄放在兜里，损失最小，收获最大。从而渐渐地对行贿受贿现象麻木。成为基督徒以后才知道，这是神造人时给的一点永远抹不掉的良知。在腐败成风的社会，即使属于反腐败的一方，自己的行为可能又在腐败的一方插了一只脚。因此，价值体系严重失衡，行为准则严重失落。
到国外以后，我在教会里发现有人比我们干净，一方面看到自己不足，一方面高兴终于找到做人的榜样。怀着这种心情，我开始读圣经，对罪有了点认识。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对罪的认识往往会走很多弯路。
陈志平（来自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维真学院硕士生）：青年心理学家谈到，在青年期人们发现自己有恶念、恶行为，会感到自卑，有一种罪恶感，年纪大时就没有了。因为年青时我们常常把人看的很完美，以后逐渐发现并非如此，故年青时的那种罪恶感慢慢就消失了。
我上大学时曾读了两本《忏悔录》，一本是奥古斯丁的，一本是卢梭的。前一本看了几页便搁置一旁，而后一本却看得津津有味。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卢梭说，当我们一起走到神面前时，谁敢说他比我好？看到这里，我心中很震撼，忽然明白，原来人性都如此；对自己不光彩的事便感到心安理得，过去宣传的“高、大、全”都是假的。发现人有缺点倒很正常，承认自己有缺陷才表示不虚伪，才符合人性标准。那时，这种承认并没有导致对罪的意识。到维真学院后，再一次认真地读《忏悔录》，我才发现奥古斯丁对罪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意识，以至于他悔改认罪以后，还是有一种很深的罪恶感。当他讲罪时，经常与神的圣灵之光进行比照，越发认识到从神那里来的全善、真美，对自己罪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丁晓梅（来自天津，ＵＢＣ商学院博士生）：我认为《圣经》这本书不是写给一个抽象的人类，而实实在在是写给每一个具体的人。《圣经》中讲到一个淫妇，人都想用石头把她打死。但耶稣说，如果哪一个人认为自己没犯过罪，就可先用石头打她。这是一个提醒，神提醒我们的罪不是与人比较，而是在神面前反省自己和神的关系。我曾看过一本书《MERE CHRISTIANITY》（《如此基督教》），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伦理道德都差不多，对真善美的追求都差不多。由此来看，人类心中有一个神的标准存在，这是不能否定的。
洪予健：如果没有神的标竿存在，我们的确不知道罪是针对什么而讲，对谁而犯。
罪是人对神绝对圣洁基准的偏离和反叛，罪的概念在基督教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圣经》里讲的罪与平常人讲的罪差距太远。因为从人看触犯法律才是罪，只是被人抓到才成立。犯罪的事如果大家都来做就没有罪感了。然而在基督教里，罪是与神来比。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完全，你当在我面前完全。所以罪是普世性的，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如果不以《圣经》为基准，很多东西可以不列为罪。如过去我们搞大跃进，欲与天公试比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何罪之有？但这不是神的意思，如圣经里讲的造巴别塔的故事，便是罪。更重要的一点，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有罪，而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才会犯罪。
另外，我们过去认为，如果做的事情是荣耀人的就是好的，比如施舍。耶稣说不要在人面前施舍，否则就是假冒伪善。我们过去开展学雷锋运动的第一件事就要建立好人好事登记本，否则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这些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做这些事为的是让人知道。这种罪的观念在过去很陌生，只有在神的话语面前才能明白。当把罪的概念与神挂钩，从这个基准出发，便可以照亮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朱晓明：谈到罪的标准与神挂钩一题，大家都熟悉共产党理论，它把罪的概念放在私有制上，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想破除罪，只有破除私有制。
马克思完全以唯物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因一些人占有生产资料，一些人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罪便由此而产生。要想破除它，无产阶级就要剥夺有产阶级，把他们消灭掉，罪就不存在了。从我们的经历来看，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罪是人性与神的关系。把神引进来，人与神重归于好，从而认识罪，这是从罪中解救人类唯一的途径。
洪予健：从朱晓明的发言正好可以转入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为什么私欲会生出罪来。
丁果：私欲生出罪来，实际上中国文化也是同意的。私欲是什么？就是自我膨胀，自我欲望。欲望并不一定错，追求真善美的欲望是对的。问题在于，当欲望膨胀到要取代神时，这个欲望就产生出罪来。
章迈（来自湖南，ＵＢＣ英国文学专业硕士生）：罪与私欲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我想谈谈追求功名方面的罪。按传统观念，知识分子追求功名是受推崇的，如名流千古，名垂青史。但是，当把私欲建立在功名基础上时，也能生出罪来。
受这点启发是来自于我最近做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中国浪漫诗人李白与英国浪漫诗人渥兹渥斯进行比较。对渥兹渥斯的作品进行一番研读后，我发现他那种既对世界充满了盼望，又对世界充满了恐惧的感受，是受基督教的影响而来的。
渥兹渥斯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由于亚当、夏娃的原罪，造成现在的世界成为原来完美世界的剩余物。他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找到自己和自然的统一，而他的自然是神的话语的化身与象征。
李白的“无我”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理想，所以李白经常在梦境中追求月亮，水中诗月的篇章反应出他无法摆脱人欲的影子，然而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
顾城杀妻一例，充分表明私欲的膨胀带来杀身之祸的可怕性。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认识不到神，身上的私欲就永远抹除不了。他们虽然有跨世纪的抱负，最终也是个人悲剧的重演。
周小安：神赐给我们欲望，是让我们把神作为欲望的目标，把人作为爱的对象。而私欲在这里颠倒和混乱了这个目标，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被人奴役，一种是奴役别人。例如中国人拜偶像，那些到庙里烧香的真是敬拜菩萨吗？其实他们是要菩萨满足他们的私欲，如果达不到目的，就会把仇恨发泄到偶像身上，并毁坏或遗弃那些偶像。所以在台湾常常可以在田间地头看到肢离破碎的菩萨“遗体”。又如阿Ｑ，看到比他强的就倒下，比他弱的就欺负、就奴役。这些都来自于私欲，所以《圣经》讲私欲生出罪来一点不错。
洪予健：关于私欲生出罪来的问题，美国神学家尼伯尔分析得不错。他认为人是被造物，同时有神的形象，即像神一样有自我存在的意识和自由意志。但人是有限的，神却是无限的。因此，人会产生一种焦虑，因为人以无限的想象力可以发现自己的有限，却又想联结无限。尼布尔认为人是站在十字路口上，面对选择：或是运用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情感去爱神，借着神的引领，走出有限，进入无限；或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试图冲破自己的有限。前者是欲望的正确方向，将人引向神，也能最终实现自己；后者是错误的方向，将人引向背弃神，最终是死，丧失自己。
张敏：二十世纪共产试验可以说是无神和造神运动的登峰造极，其根本内核就是背离神，而背离神就是最大的罪。
我第一次看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时，心里很不服气，因为眼看现实生活中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活得很好，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却死于非命。通过学习圣经，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理解。
首先从无神和造神给人造成的灾难谈起，造神的人和被造成神的人都没有逃脱死的惩罚。举个例子，毛泽东在中国被人们推崇到神的位置，山呼万岁。追朔其来龙去脉，其实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说的是刘少奇，据记载是在四十年代，当时听众引起一片掌声。然而刘少奇的结局如何？他被毛泽东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囚禁在监狱里，胡子有一尺多长，最后喝光了自己的尿以后死去。这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发，那就是凡心中没有真神，无论是造神者还是被造之神，都犯了死的罪，都是死路一条。
至今世上的两口水晶棺我都亲眼看到，一个在毛主席纪念堂，一个在列宁墓。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类的造神运动给这两个国家，今天的中国和终于解体后的前苏联，带来的是什么？二十世纪还有希特勒，他操生杀予夺大权，在二十世纪的舞台上耀武扬威。我们知道，给予人生命和夺去人生命的权力本在于神，神从来没有把这个权力授予任何人世间的人。希特勒最后自杀而死。这里我们看到，不但造神的人是死的结果，被造为神的人是死的结果，历史罪人还使亿万个无辜者惨死的结果。而当人们向上帝发问时，常常让上帝承担人的罪。
另外需要讲的是心灵的黑暗和肉体的黑暗，心灵的死和肉体的死。从今天的中国可以看出，背离神的国度，由于私欲生出罪来，罪又膨胀，使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罪的“共业网”内。人们先是追求钱，没钱的想钱，有钱的挥霍钱，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于是，今日之中国人，如同大家所形容，先发财，再发情，再发昏。最后，就进入死亡。首先是灵命进入死亡状态，生出罪来，犯了罪，被惩治，从而走向肉体的死亡。这类例子很多，如神不喜悦的性行为导致的爱滋病，即罪的代价是死。吸毒的明知要玩儿完，却还要吸，知道赌博会造成倾家荡产却还要赌。这就是罪的代价是死的意义，也是从心灵到肉体的死。
罪的代价是死还有一层意思，即这是永远的死亡。因为在罪辖制下的人不知道悔改、认罪，不认识神，这是永远的死。认识神的人有神所应许的永生，就不在死亡的权势下。
反过来再看今日之中国，原来认为大罪人活得挺痛快，和死离得很遥远。现在看来，他们是在死亡的权势控制之下，若不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他们没有永生，没有希望，他们的灵早就死了。
周小安：为什么说罪的代价是死？关键的一点就是神的公义。有人会问，神既然爱人，为什么还要惩罚人去死呢？因为这是神的公义。公义和爱是神的性情的两个方面，两者是同一的：没有爱，神就不会用公义法则管教人类了；没有公义管教，随人类乱来，也就不叫爱了。神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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