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读《行医者》 / 罗博学

康成与梁启超的这段“论道”细节，体现出她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公共对话的定力和智慧。

文 / 罗博学

被忽视的群体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与医院有不解之缘。

从小体弱，各种小病不断；青春期时曾患忧郁症，最终在基督信仰里，身心才渐渐走向光明；年近30，父亲又因癌症去世，亲眼目睹了当前医疗的诸多问题。

2020年的疫情，医护人员各自履行使命，仿佛让这块土地多了一些温和与关爱。但与此同时，频繁发生的医疗事故、医患关系之间的张力等现实困境，仍然阻拦我们走向幸福。我也似乎理解了鲁迅，当年为何要弃医从文。当他对外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失望的时候，只有回归思想的内在，走向改造国民性的道路。

而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还有一个群体，有着和“鲁迅们”殊途同归的参与。他们忠于神圣的呼召，以拯救灵魂为核心，结合专业的医学技术，对百余年前的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福祉。

他们，就是医疗宣教士。如葛培理的岳父钟爱华（Lemuel Nelson Bell）、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当然，也有《行医者》一书所记述的石美玉和康成（康爱德）的事迹。 以下，是笔者对作家山眼新近出版的这本非虚构作品《行医者》的解读。抛砖引玉，和读者一同探讨。

超越国界的爱

读完这本书，我的思绪仿佛跟随作者的叙述，回到百余年前的社会中。

石美玉和康成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面临巨变的时代，这个巨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宏观的局势中，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言行。她们都属于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两个人虽然命运各异，却在澎湃的时代洪流中，活出了迥然的生命风采。而改变她们生命轨迹的，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一个字，就是“爱”。

如果按社会眼光来看，康成是不幸的。出生于1873年的她，是家中第6个女儿。在那个普遍重男轻女、女性低贱的封建社会，父母原想把她送给邻家做童养媳。谁知，邻家请算命先生给她算命，被告知这个女孩命犯天狗，婚姻不利。

当幼小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得不到接纳和爱的时候，天父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透过一些人，临到那个看似软弱无依的生命中。

当时，年仅两个月大的康成，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女士收养。康成说：“我这扁平鼻、细眉眼、黑发黄肤的中国女子，却与西洋女子做了母女。若不是天父的安排，人间怎能有这样造化？”

康成在这种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大爱的激励下，一天天长大。她之所以没有被原生家庭的阴影和社会积习所困扰，是因为上帝的爱带领她超越黑暗，进入光明。在昊格矩女士的悉心培养下，她学会了英文，并于20岁时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专业。

和康成不同的是，石美玉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她的父亲是江西省卫理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母亲是教会女校的校长。相形之下，石美玉的人生更顺遂，在当时女人一定要裹小脚的陋习下，她可以不被父母要求必须缠足。更重要的，父母的信仰，对她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和康成一样，石美玉也得益于昊格矩女士的帮助。这种在爱里的相遇，从此改变了石美玉的人生轨迹。读到昊格矩和康成、石美玉超越国界的情感，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昊格矩因为爱来到中国；也因为爱，培育两个中国女孩，使她们在当时的年月，成为本族人民的光和盐。 抚今追昔，更让我意识到：万物皆有裂痕，但唯有爱，才能让一切分裂和破碎得以弥合。

对福音的坚守

对于康成颇为传奇的人生，梁启超曾大加赞赏，专门撰文《记江西康爱德女士》刊于《时务报》。文中写道：“通达数国言语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诸学，靡所不窥，靡所不习。乃入密歇根省（州）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以名其家……”

梁启超作为一代名流，对康成的赞赏固然容易产生社会效应，也有可能对当事者带来现实利益。但令我感动的是，康成并未在这个赞美声中迷失自己。

康成直面梁启超，并不以对方的美词而自喜，反而直言：“我同美玉皆为基督宣教士，救人医病，为的是践行主爱……既救助病弱中国女子，也盼着救助广大中国灵魂。先生之文完全未提我们基督徒之身份，未免有失……”

梁启超对福音的认知，某种程度代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持有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是洋教，甚至从道德的角度，将耶稣的福音与孔子的教导相提并论。康成却一语道出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和更新：“国家复兴，教育固然重要，根本仍是人心。人心归主，方知奋发自爱。国之富强，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康成与梁启超的这段“论道”细节，体现出她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公共对话的定力和智慧。

当许多人对康成与西方宣教士过从甚密颇为不满，并要求她断绝与宣教士的来往时，康成的回应更是流露出她的坚韧和独立：“我既爱国民，更相信耶稣乃国家之未来。诸君让我脱离传教，实不可行。宣教士做过什么坏事？宣教士与列强不同，虽然都为白种人，差别天上地下！” 从这些细节中，我深深感动于康成对福音的坚守，她敢于在人前承认主名（参《马太福音》10:32-33），并且有勇气和智慧进行护教。我也为她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性思维而感佩！

社会关怀与福音

康成和石美玉在那个时代从事医疗宣教，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社会关怀。众所周知，基督徒或福音机构从事社会关怀，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刻意淡化或完全不谈福音，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

对康成和石美玉来说，她们却能很好地平衡社会关怀与基督福音之间的张力。她们从事社会关怀最原初的动力和最终极的导向，是带领她们接触到的人，“有一天归向你（上帝），忠诚慈爱，奋发共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一份以福音为核心的驱动力，才使康成不无感慨地说：“我走上医疗宣教这条路，是为此。我再也没有后悔过，再也没有停歇过。”

她们首先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愿意将这份信仰，透过医学实践，分享给更多人。这既体现在她们对福音的确认和委身上，也体现在她们具体工作中常常祷告、倚靠上帝的细节中。

1922年，南昌遭遇战乱、伤兵惨重，康成带领南昌妇幼医院的护士们每早晨为伤兵祷告，也祈求天父看顾护士们的平安。可以说，灵修、祷告、辅以爱的行动，贯穿康成和石美玉的一生。 这本书，还原了康成和石美玉作为医疗宣教士，将医疗和宣教相结合的诸多细节，对今天的教会和机构从事福音性的社会关怀，也有很宝贵的参考价值。

真实的生命形象

诚然，当我们想到“医疗宣教”时，总会或多或少将其理想化，认为医疗宣教士都是类似英雄一般的模范。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完全忠于历史上的原人物，还原她们最真实的形象，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的独特之处，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工作中，她们会经历软弱、低谷，甚至遭遇被差会抛弃、孤独无依的情感压力。但每每此时，她们选择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完成情绪的纾解。

例如康成，当乱世中宣教士和其差会纷纷撤离而不预先告知她时，她说“那一刻的痛苦无法描述……被背叛的感觉，亦有被抛弃的感觉……”然而她顺从了内心的声音，“在最痛苦的时刻要祷告”。

例如石美玉，当她的妹妹安娜1906年因病去世之后，她“陷入茫然的悲伤之中。那是一种至深的孤独……无人了解我的苦境，心中充满自怜。”即便如此，她仍不放弃努力祷告，尽管她认为只如听到自己的回声。

这些叙述，真实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她们不再是历史上的个体，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在阅读中，我与她们仿佛同呼吸，感受着她们的挣扎、疼痛和喜悦。

结语

斯人已逝，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参《传道书》1:9）。康成和石美玉在那个乱世中经历的挑战，如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如何看待福音与民族主义，社会关怀与福音之间的平衡，等等。在今天的时代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不同的时空和对话方式而已。

而她们用生命的全部和一生的时光来见证：其实唯有回归福音本身，或许才是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

注：本文所引述的内容，均选自山眼，《行医者》，（美国：灵性文艺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