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捷生
文明缺陷与仇恨根苗
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就是“平等”的观念欠奉，法制因此难以生长。在中国的民间社会，民事的曲直莫不通过宗法、乡绅的道德权威去仲裁。然而，用那些粗线条的人际守则去划出“公平”的道儿来，谈何容易！于是稍有失当和不慎，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能上升为难以化解的仇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中国人的“报仇雪恨”的各种故事都抱有特殊的审美兴趣，“摆平”仇家的过程越是艰难曲折，苦主的心志越是坚韧不拔，越是受到激赏。倘有历数十年乃至经几代人前仆后继，终于沉冤得雪，还仇家以恶报，那简直要立牌坊了。
有时设身处地去想想，承袭先人的仇怨，将刻骨之恨当做精神支柱，当做生存的原动力，无论他日是否能手刃仇家，这种人生实在是太阴暗、太恐怖。至少我本人是没有这份大志的。
也别小瞧了“仇恨”这一股底气，它向来是革命、造反、斗争的催化剂。专制与人治的体系播下了无数怨和恨的种籽。一旦这种社会结构的脆弱平衡被破坏，“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号就足以点燃燎原野火，从而呈示出平时不易窥见的人性的另一层面。
阶级论与仇恨的升级
先朝统治者与造反者之间的血腥故事，在史册和话本演义里是读过不少了。不妨再浅析一下革命文艺的样板——《红色娘子军》。
吴琼花作为家奴，恨极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红军后偶遇大仇人，即下手行刺。后被党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将个人的仇恨提升为“阶级仇恨”。结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广度愈加扩大，从一对一的较量变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厮杀。
我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轶事。“南霸天”实无其人，但有关情节也非空穴来风。电影是在陵水县拍的，借用了一家无辜汉人的大宅，此人以后便无好果子吃，儿子孙子都被斗得抬不起头来。然而，真实的史料却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头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起就是世袭的峒主和团总，蓄养家奴也不足为奇，但传到王昭夷这辈，他已读过高等师范和黄埔军校，他参加过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回乡举旗响应中共琼崖特委的武装暴动，麾下骁勇的黎族农军战功彪炳。不过，由于他和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歧见，便返回黎峒拥兵自重。红军的盲动相继失利后强令王昭夷出阵助战，王不从，还坑杀红军的败兵。红军当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设伏险活捉仇人。后来将王昭夷的姻亲、民团副手击毙，并捣毁其黎峒，灭其满门。
类似故事，国共斗争史上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仇隙一启断无好报。之所以动不动“灭门”、“诛九族”，正因为双方知己知彼，出于对阴沉狠毒的复仇心理的恐惧，怎能不斩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阶级论”及“斗争论”只是使得人际间的仇恨泛化和深化罢了。
软兵器和斯文战法
如果动辄血溅五步，中华民族就配不起几千年的璀灿文明，几与化外生番相去不远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历史打打杀杀之频密，和她所创造及积累的精雅斯文一般举世无匹。很早以前，祖先们就把一种“软兵器”使得出神入化 即是动武之前先动文，必得找一个“笔落惊风雨”的好写手，作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传示天下，先确立对方的罪名，“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真是千古名句！至于开掘大运河的隋炀帝是否真的那么十恶不赦，已无关宏旨，反正动粗已有了口实。这一软硬兼施、文武并济的战法确是万古常新的定式。
毛泽东自是精通此道，他的《敦促杜聿明先生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的檄文，气吞河岳，一纸龙蛇犹湿，内战已打得势如破竹。偌大一个国府，居然找不到一位笔手来回应，冥冥之中，运数已定。
人们往后可以悟出，这种软兵器之杀伤力，是非常可怖的。
与人相斗，其乐无穷
本来，“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利器出鞘，将仇家的头颅挥落，天下大定，就应该刀枪入库。至下一个复仇循环周期的来临，其间总有一段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时间，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此时的“时代主旋律”已非仇恨和斗争，否则民生如何休息？文明又如何发展？
唯独毛泽东别具一格，打下江山，内战的胜方“华盛顿”和败方“李将军”当然不得并列史册。他还不恩准人民卸下仇恨的重轭，在国内国际树立了形形色色的假想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策全党全民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本人也适逢其盛，自记事起，胸腔间就被各种仇恨灌输得喘不过气来。年方弱冠，已被人斗过，自不免也斗过别人。蓦然回首，中国人的家园及心灵都已斗成一片焦土。
毛当然是身体力行的，从梁漱溟到彭德怀……斗完了“诤友”斗战友，讨逆檄文依然深文周纳，一泻千里。只是不复当年之笔走风雷、舌灿莲花了。毛身为一代雄主，霸气已远胜其才气，更不耐烦去讲什么道理。偶尔重读他四九年之后的讨逆雄文及伟论，总觉得霸气横溢而又不知所云，饶是如此，尤见天马行空，妙不可言。
翻案与善后
中国的政治斗争传统之“传檄天下”，将对手的罪名板上钉钉地确立，再一举摧垮，使之永无翻身之日。从秦代的李斯、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直到清末的康梁变法，都不脱“人亡政息”的模式。因为国人在理想的冲突、政治的歧见面前，只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道德话语和精神冲动。将仇家摆平时播下的怨恨，又终将纳入“翻案”后报复清算的历史因循。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试想俄国1993年10月间的短促内战，叶利钦总统作为胜利的一方，将所有的死难者予以光荣国葬，而无论其立场的异同和为哪一方战死。俄国的政经乱局并不令人羡慕，但处理事变的这点政治智慧，北京满朝竟付诸阙如！幸而，中国人也总算创造出一个成功的范例 即台湾政府对“二、二八”历史遗案的善后处理。由政府向人民沉痛道歉，呼吁朝野化暴戾为祥和，藉此确定“族群文化”、“心灵自由”的神圣不可侮辱。“二、二八和平纪念日”之载入史册，掀开了一页新篇。
终极信仰与社会和解
李登辉本人是一个基督徒，其宗教情怀对政治的投影是不能被忽视的。今日台湾的官僚阶层几乎清一色是西方教育背景薰陶出来的。不同价值体系的嫁接是超越文化宿命的可取途径，而接受新芽植入的母体当然就是儒家文明中的“清流”。譬如诚信、仁义、忠恕等传统价值。
中国人绝非一个唯重“仇恨崇拜”的民族，即便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有颇具超越性的贤明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并不对被中国人驱逐出境（元朝的末代皇帝仓惶辞庙，逃回漠北草原）的蒙元王朝深怀恨意，他将忽必烈跟汉、唐、宋的列祖列宗一并祭祀，从而使得中国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由此可见，传统的河床是可以包容和吸纳众多不同源头的活水的。
从基督文明的终极信仰里衍化出来的公平竞争的风范，政治家风范，求同存异的意识，视对手是同行而非你死我活的敌人等等，都不难与儒家文明嫁接，从而一一消解郁结于朝野的种种宿怨，创造出一个相容互敬、雍容大度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社会和解”的概念，正是一种文化超越。惜乎至今仍未被持不同政见的各群落和团体所认同。先一鼓作气把仇家摆平再说别的，这种陈陈相因的历史循环，不知什么时候才沉淀为化石标本，只在博物馆里陈列？
作者原为广东作家协会主席，着有《大林莽》等书，现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编《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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