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OC编辑部
答：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事实。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历史上到中国的少数西方传教士中有一些可能有与其身份不符的劣行；另一方面，我们肯定西方传教士当中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也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代传教士的宣教运动，主要源于属灵信仰的大复兴，许多基督徒愿意遵从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近代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也大多出于拯救灵魂的动机，与那些带有商业、政治、军事目的的帝国主义者不可等同并论。
很多传教士对他们所属的欧美祖国的帝国主义行为是明确地反对和批判的。例如：英国许多传教士深知鸦片之害，但无力阻止东印度公司为牟利而售贩鸦片，因此他们发起禁烟社团及刊物，同时上书英国政府，影响议会决策。《万国公报》经常以极大的篇幅主张禁烟。传教士也在中国提供戒烟服务，并发动联名上书给中国政府的《禁烟章程》。1877年及1890年两次来华宣教士会议中，戒烟都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劣行的控诉，主要包括“搜集情报，帮助本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进行文化侵略”“参与订立不平等条约”“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干涉中国内政”，等等。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历史陈述的准确性，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指控不都是空穴来风。即使这只是少数传教士的问题，不能代表所有传教士，我们也不会为任何的劣行辩护。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任何的罪恶，无论打着何等美好崇高的旗号，上帝都要在最后给予公平的审判。宗教外衣下的伪善和罪恶，有时可能暂时欺骗世人，但绝对不可能骗过鉴察人心的上帝。
不过过去我们听过的其他的一些控诉，比如传教士收养弃婴是为要“挖眼剖心”、传教士租买田地必属“霸占”、布道旅行是为了“刺探情报”之类的，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夸张不实的宣传，不值一驳。
当我们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历史有越多的了解，我们就越认识到他们的正面影响。大部分的西方传教士都清心爱主、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很多人都是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如剑桥七杰），却为了爱上帝、爱中国人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服侍那些卑微贫穷的中国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哀伤同喜乐，长期默默无闻地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偏远地区传教和服务人群，直到最后埋骨在中国。
虽然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而不是枪炮；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和博爱的管道。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曾说：“假使我有千镑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传教士中，有58人殉难，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但戴德生和他的传教士同工们却无一点怨言，遍查他们的书信，没有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德生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的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
过去这三四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也逐渐开始有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人们发现，传教士的牺牲和奉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基督福音在中国传播的种子。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禁烟反帝、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贡献，是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抹杀的。 我们应该为这些传教士的贡献和见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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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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