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深不见底的空洞，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满足。
文/罗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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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三毛写给三位读者的信。当时，这三位读者患上了今日媒体所称的“空心病”。他们各有各的挣扎和迷惘，心结不得解，便写信给三毛，请求得到她的指点。
在信中，三毛针对他们的困境，谈到如何重建自我价值，如何学会享受生命，突破困境。字里行间，充满睿智的见解和柔情的安慰。
从前喜欢三毛的文字，认为这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女子，但她自绝于此岸的命运，又令我唏嘘。
在三毛的这几封信中，可见她的阅历、洞见及深思，但无奈的是，再崇高卓越的思想，也无法在生命最绝望时刻，赐予她勇敢走下去的力量。
然而，我从这几封信件的对话中，看到了一个事实——“空心病”并非只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三毛生活的时代，空心病就已经存在。近期，媒体报导有近30％的北大新生厌学，他们被称患上了“空心病”。
大概来说，空心病是心灵层面持久而无法缓解的状态。我们可以用郁闷、空虚、消沉等字眼描绘它。我不确定，空心病是否和抑郁症存在某些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至少，它们有着近乎一致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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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那三位读者生活的时代，远没有今天这样灯红酒绿，那是一个“从前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年代。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有对生命的困惑、对人生的迷茫。
而在今天，我们从外在而言什么都不缺，但空心病却在那些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带着不同的网络马甲、被称为“低头族”的群体心中蔓延和滋生。
这是一个外在过度繁华，而内在极为封闭的时代。是什么，让空心病侵夺了人们生命的自由和喜悦？
是教育的疏漏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
诚然，中国式教育历来“学而优则仕”，求学的唯一动力，无非为了仕途平顺，为了能找到一份待遇优越的工作，功利化的应试教育过早地剥夺了许多人享受生命、追求自由的权利。
是情感的疏离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
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能真切地体验到心灵空虚、人生迷茫的人，却也是情感丰富、较为独立和清醒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当理想无法与现实调和，就形成了内在的张力。那些坚定地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大概患空心病的几率微乎其微。
是社会的畸形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
纵然，太多的80后、90后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当下，背负着巨大的生存、育儿和养老压力。前段时间，媒体报导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缺乏朝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资源不公。或许从某种意义来说，置身于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青年人的迷失、困惑、无奈甚至绝望，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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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空心病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青年，被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如今，我们无法逃离某种既定的现实——当我们空心之前，整个社会的良心已经被掏空了。我们无奈地发现，汶川地震后，暴露出中国房地产的漏洞；三鹿事件引发更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柴静的《穹顶之上》抛出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
令人更加不安的是，每个人，在价值真空的时代，都参与到一个正常运转的庞大机器的每一个细节中，包括我。比如，我们已经对身边的弱势群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怜悯；在具体的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撒过谎；在爱无能的时代，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性行为，也在间接地践踏生命……这些林林总总的细节，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高举自我，专顾自己，并张扬个性。
当自我过于强大的时候，生命起初被赋予的上帝的形象也就隐匿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被捅破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心灵最柔软的地带，竟然是一片空虚，犹如一个深渊，任何东西也填不满，连“我”也填不满；而这个深不见底的空洞，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满足。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导致空心病泛滥的核心原因，是我们在无神论的教育中，从来不具备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省思。因为上帝的不在场，存在就只剩下了百无聊赖地度日。外在的一切转瞬即逝的拥有，也无法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
当空心成为你我无法逃避的心灵困境，也许正是自我检视的最佳时机——我们在被造之初就具有的上帝形象，究竟哪里去了？是被整个社会剥夺或改变了，还是我们主动地漠视并抗拒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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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回顾中国历史，描述空心病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深感空心而自杀的仁人志士，也不在少数。在以色列民族史上，如大卫、耶利米等，也曾有过严重的空心病，以至于丧失对生命的兴趣。
在以往的岁月中，中国式文人在处理空心和忧郁的情绪时，无外乎这几种形式：第一，采取老庄的逍遥之道，避世索居，从此失去了改良社会的契机；第二，努力发展仕途，以期光耀门楣，成为御用文人，因此完全被体制化；第三，选择自杀，这是最为无奈的逃离和抗争；第四，只有少部分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能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地促进社会公义，关注百姓疾苦，将小我的空心乃至于生死存亡置之度外。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没有上帝的文化语境中，空心给我们带来生存的焦虑和迷茫，令人非常煎熬，甚至深感绝望。
与中国式文人相比，圣经中记载的那些信仰者，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经历了人性的败坏、制度的崩坏、心灵的崩溃以及对自我完全的弃绝。如约瑟被亲兄弟们卖到埃及，他在逆境中并没有让情绪陷入苦毒和抱怨，而是仰望、寻求、倚靠上帝，最终成为埃及宰相，祝福了许多人；参孙因为恋慕女色而一败涂地，当经历人生的重挫时，他学会了自省，从而恢复力量，在绝境中倚靠上帝而得胜；大卫在犯罪后，也曾懊悔、求死，他真实地诉说自己内心的挣扎，他祈求上帝涂抹他的过犯，也因此经历了生命更新的契机……
可以想象，若非有坚强的心灵基石，这些非常人所能承担的磨难，带来的远远不是空心病那么简单，他们站在风口浪尖，极有可能在最紧要的关头进行绝望的一跃。
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始终与创造和救赎的上帝对话，以倾诉和仰望与至高者相交流。换句话说，绕过各自短暂的一生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他们确认了生命中一项最重要的事实——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要往哪里去。当这最基本的人生三问被解决，其他的人生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当我们读圣经的《诗篇》，其中写满了诗人真实的情感。他们也会有挣扎、软弱和空虚，但因为面向上帝，这些负面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
据相关媒体报导，对这三个问题的迷失，是当下空心病蔓延最本质的原因。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如果人类漠视灵魂深处对意义的渴求，那再多的物质也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如圣经所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参《诗篇》16:4）艺术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甚至以《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命名，画出了一群找不到人生意义、面无喜乐的男男女女。
生命最终极的意义，只有在赋予生命本身的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参《使徒行传》17:28）虽然，相信上帝的人，也会遭遇情绪战，也会有失落、迷茫、沮丧等空心病的症状，但我们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读经、祷告和赞美，倚靠上帝梳理凌乱的内心。而上帝是信实的，也必然会带领寻求他的人，突破一切心灵的藩篱，如鹰展翅上腾。
当我们整理前人走过的路，会发现历史惊人的相似。因此，当你我空心、抑郁、迷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并不孤单，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已经有太多先知先觉的人物，他们走过了相同的心路。只是，选择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你我生命的来龙去脉，决定了你我是否能在这困顿的心灵之旅中，看见那超越的盼望和信心，因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
作者现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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