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学者——记近现代历史名人韦卓民

文/包兆会

“每一个国家民族有它的个性，所以有它生命的特殊职责和表现。”

韦卓民(1888—1976)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名人，曾任国民党第一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领导之一；他精通数门外语，是伦敦大学哲学博士、著名的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国际知名的基督教大学校长和基督徒学者，在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素有“北赵（紫宸）南韦（卓民）”之称。

他曾任全国圣公会代表主席，在西敏寺等世界著名礼拜堂讲道，出版《基督是王》、《基督教基本信仰》、《使徒信经十讲》等论著。

背离父亲的训诫

韦卓民生于广东一个茶商家庭，少年入私塾读经史，勤奋而聪慧。1903年随父来武汉，自费就读于基督教圣公会文华书院中学部。1907年就读于文化书院大学部。在教会学校长达8年的学习和接触基督教过程中，韦卓民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

读中学时，耶鲁大学理科硕士、美籍化学老师Richard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教书。他为人和蔼，关心学生，常用自备的普通药品给学生看病，感动了许多同学，也感动了韦卓民。他想，这就是“博爱为德”的基督精神吧。

在对基督教有了客观和全面的了解后，韦卓民背离了父亲关于对西洋宗教不要放在心上的训诫，在23岁学士毕业那年接受洗礼，成为圣公会基督徒。

因韦卓民对中西文化有精深的理解，英文又好，信主后，他获得教会学校的重用，被推荐出国。1919年，他在31岁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同时还担任中华圣公会全国会议主教院翻译，当选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委员。

1929年，41岁时，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华中大学（文华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后的称呼，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校长。

兼容并包的胸怀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韦卓民强调二者要兼容并包。在非基运动中，他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一些按基督教方式办教会学校的中国教会领导人被称为“洋奴”，在此形势下，他顶住国内的压力，依然在1926年10月出任华中大学代理校长职务。

在他看来，那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担心本族文化被改变，常对文化开放和融合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不必要的忧虑，他认为文化的改变对国家繁荣有益无害，这种情形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不乏其例。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危害国家的命运，反而经常会使其更丰盛。

同时，他又强调，基督教必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中国形式”，基督教要中国化、本土化，要立足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固有的文化表述。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民族有它的个性，所以有它生命的特殊职责和表现。”

外国过来的牧师把丰富的传统、经验、信条带到中国，中国人不必排斥。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除外来的东西，但外来的东西必须由中国人按自己的需要去吸收，而不是强迫性地加在中国信徒身上。

韦卓民还指出，外国的牧师和教授来到中国后，应更加注意研究和了解中国的观念、制度及文化背景，某些宗派主义的外国基督徒完全以“自我”为本位，认为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微不足道”，不用费时去认识，只要使“他者”遵循其理解，就能使“他者”合于真理，韦卓民认为这种想法欠妥。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韦卓民在大学聘任了很多具有良好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并设置占比例较大的国学科目，鼓励教会大学的学生以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及合乎中国人的态度去思考和做事。

反对世俗化办学

关于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问题，韦卓民很有见识和抱负。他认为，教会大学的中心工作应能满足基督教教会的需要，它对中国的永久贡献应是基督精神。因此，他反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办学倾向。

他批评一些基督教大学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大力兴办职业教育的做法，认为这些基督教大学在学院里忙着培养更多的技术专家，让学生“去种更多的庄稼、养更肥的猪，或修更坚固的桥、做更清楚的账目、搜集更多令人难忘的统计数据，甚至，去制造更耐用的墨水、更卫生的肥皂”，这些活动尽管对团体和国家的幸福很重要，但韦卓民认为这不是基督教教育的重心，基督教教育的重心应是在基督教根源的真理之光中，重建人类的生活。

因他的高瞻远瞩，华中大学强调培养教会领袖和基督教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华中大学保留了神学科，设新旧约圣经、基督教历史、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实践神学等各种讲座，由学生自由选修，使宗教研究科学化，藉此为教会培养富有新知识之人才。

华大学生毕业后，在世俗工作岗位上也积极响应“牺牲服务，博爱大同”（校训）的基督精神。华中大学教师的基督徒比例一直保持在70%到90%之间，原因是韦卓民怕聘任太多的非基督教师，会削弱学校的基督教特色，无法营造纯正的基督教氛围。

他还亲自给大学生上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课，并秉持“以最少的金钱，办最多的事业”的原则，自己生活虽清苦，却把一生都献给了华中大学。

介入公共领域

韦卓民认识到，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中起着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在教会大学里，中外师生可以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以最亲密的态度彼此担当责任，在朝夕相处中，有机会消除那些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分裂因素，在本着相互欣赏、学习的过程中，达到“综合中西文化”的目的。

1930年，他发表《基督教学校的行动方向》，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教会中小学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让儿童在基督教学校读书，就不会受太多反基督教的或十足的世俗主义宣传的影响。

1931年，他在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基督教学生退修会”上做题为《中国文化改变中青年应有的态度》演讲。指出科学的发达虽增进了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和由此而生的物欲却引导人类走向野蛮和痛苦。他提醒在座的基督徒大学生，相较于物质文明，今日的中国基督徒更缺乏的是精神文明。

他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内外为国家和社会呐喊。

抗战时期，他在美国和英国通过演讲、发表文章来抗议日寇侵略中国领土，主张美国抵制日货，强调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抗战中的决心。

在国土沦陷时期，他著书立说，详尽分析中国的基督教、教育、文化该何去何从。1939年他发表《远东的冲突与基督教面临的挑战》、《基督教学校应循之途径》、《当代的传教》、《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等文章。这些文章帮助人们解开了对学生不参军反而在大后方上学读书的疑惑，统一了在战时办教育的认识。

1946年，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做题为《让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的演讲，阐述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来到中国，不是来毁灭而是来充实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