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坚实的厚重──政治经济学者张大军的见证

寻找坚实的厚重
──政治经济学者张大军的见证

张大军口述／陈卫珍整理

从尊儒到文化基督徒

1973年我出生於河南，自读书以来就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後来又受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其它理性知识的影响，所以我喜欢用理性分析事物。对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逻辑分析，以及多方面的考证，我是很难从心里相信并接受的。

这种思维模式，同样表现在我对信仰的理解和接受上。

我开始接触圣经是在1999年。当时我刚到美国留学，对美国的一切都很陌生。和我住同一套公寓的，是一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弟兄对我很好，帮我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我对他很有好感，两人成了朋友。他送我一本新约圣经，中英文对照的，并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教会做礼拜。

我去了教会，觉得讲道的人非常热情，至於讲什麽我却没有听懂。我当时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兴趣（我当时带到美国不多的行李中，就有一本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对基督教信仰则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因此，每当我的基督徒室友向我传福音时，我总是以儒家学说跟他争辩，弄得他也没有办法。

不过，这没有妨碍我和他成为朋友，我经常坐他的车去购物。他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播放很甜美的福音歌。我虽然不是信徒，但对那种优美的旋律，还是很神往的。

2001年我从学校毕业，与几位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在美国旅游。旅途中，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彷佛天籁的福音歌。印象很深的是，在爱荷华州（Iowa）的Des Moines，正好碰见一群黑人，在一片空地上唱福音歌。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注视著他们投入的表情，听著那圣洁的歌声，久久不愿挪开脚步。

後来在同伴的一再催促下，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但那种心动的感觉，至今清晰地印在记忆中。现在回想起来，福音歌所传递出的纯净、恬然和温柔，成为我心底一团温暖的记忆。
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我也经常翻阅基督教方面的书籍，身边也不断有基督徒朋友给我讲信仰，但我却仅仅把基督教当成一种伦理体系和文化现象，认为它比较健全、比较完整、比较文明。我告诉朋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我现在首先认可的是基督教。

那段时间，我大概可以算个文化基督徒。但是因为我对圣经和相关的基督教知识比较熟悉，别人常以为我是基督徒。其实信仰并没有与我的生命发生真正的碰撞。

那时候我也很少祷告，更没有认识到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我的生活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无论做学术研究、关注民生疾苦，还是参与社会问题的改造等，都是受内心非常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欲的支配。

并且我好大喜功，有高大的理想和目标，但在具体小事上总是做不好。我心里经常充满各样的冲突和矛盾，情绪时常起伏不定。尤其是冬天来临後，北方的严寒总让我的心情无端沉郁，没有喜乐。

不再是文化符号和概念

在这种糟糕的状态下，我开始反思，发现自己的内心就像圣经《创世记》所描述的天地初开时的境况∶空虚混沌，一片黑暗。考察这个社会，看到现实中苦难频生、人情淡漠、道德荒芜，我常常感到莫名的压抑和无力，陷入绝望的情绪中。

我家里也发生了一样变故∶我有一个姐姐，大我8岁。她结婚的时候，姐夫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姐姐毫无条件地接纳他、爱他，婚後从学业到事业，毫无保留、含辛茹苦地支持他。可当他在社会上混出点名堂後，就有了外遇，最终离婚了。

这对於姐姐，无疑是人生不堪承受的打击，我的心灵也受到极大震动。我看到，人的德行和品性是如此地靠不住。如果没有一样更为坚实厚重的东西作为支撑和保障，人的道德、信念在外界的诱惑下是极其脆弱的。不但姐夫是这样，我想我以及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

我不得不问自己∶这世界那麽冷漠、那麽功利、那麽自私，我们每个人以及整个世界，是否还有希望？

在这样孤独和沮丧的心绪中，我开始认真了解基督教信仰，思考基督教的救赎真理。我感到自己的内心非常饥渴、非常空虚，只能到圣经里寻找满足和安慰。於是我每天早晨起来读圣经，并在跑步时默想刚读过的经文。

随著对基督教的认识，我确信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但我的信仰依然停留在理性层面。听到弟兄姐妹讲他们如何与神活泼相遇，我也非常渴望能有这样的经历。

神听到了我的恳求。2007年5月、6月期间，每当我早上出去锻炼，抬头对著天空闭目祷告时，就感觉天上有一道奇妙的光照到我身上，那样温柔、那样明净、那样真切。我心里随即充满了极大的平安、喜乐，和有生以来从没有体验过的安慰。在这光中，我真实触摸到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我心里的幽暗顿时消散。

2007年9月2日，我第一次去了北京锡安教会，参加礼拜。这是一家信仰非常纯正的教会，充满圣灵的恩膏和大能。无论是赞美、敬拜、祷告时，还是牧师讲道时，我心里都被圣灵大大感动，泪水满溢。

尤其随著兄弟姐妹唱《宣教的中国》这首歌时，我彷佛真实触摸到上帝对中国人长阔高深的爱，也从内心里确信，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是我们这些自以为忧国忧民的人，而是神，和神的真理。

在小组分享时，圣灵再次触动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从那一刻开始，我心里确信上帝拣选了我，确信自己是在灵里重生了。

从此我开始了基督徒生活。上帝对我而言，不再是一个文化符号和信仰概念，而是又真又活的存在。我开始与神建立亲密、活泼的关系！而神也是听祷告的神，总是以他的方式，来满足我生命的各种需要。

西方经济学寻根索源

随著生命逐渐被神更新，我的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首先是思维模式和角度的改变。以前看待世界和思考人生，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的，是属於人本主义的。但现在思维的中心点和出发点却是圣经──神的话语，是从神本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化、思索人生。

我也开始重新考察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我发现在西方发展史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本都受基督教的影响，慢慢形成齐备的思想文化体系乃至法律结构。正是这种整体社会道德和人文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当下的中国，只是从西方引入经济学这一学科，却没有明白经济学作为一门关於人的学科，其基本思想和精神内核，乃源自基督教传统。

经济学说白了，就是阐述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人如何获得财富，如何消费财富，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问题。其实如何处理这些看起来错综复杂的问题，圣经早给出了清晰的指导原则。圣经教导人要使用正当、勤劳的手段去获取财富，要凭著爱心、有节制地消费财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精辟地论述了宗教改革後的新教伦理如何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

正因为我们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即基督教思想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即所谓的市场经济，就理解不到位，学习起来也只是模仿表皮，内涵的东西学不来。如果我们还想研究好经济学，真的需要好好了解西方的思想史，否则我们学到的全是技术性的东西，领悟不到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精华。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些致力於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以为，只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实表明，若要市场经济发育良好，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为保障，需要自觉的公众道德意识为土壤。否则，市场建立不起有效的诚信制度。如果缺乏诚信制度，越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就越可能变成尔虞我诈的商业投机游戏。

现在，有经济学人提出建立有道德的市场经济，也有人提出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无论是“道德的”或“法治的”，其根基乃是绝对良善和公义的本体──上帝。如果不能寻根索源到这个层面，无论多麽精细的理论，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新一代基督徒经济学人，应该在经济领域担当起这寻根的重任。

我还有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公共政治。当前的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是处在一种失衡状态，贫富极度悬殊、腐败盛行、不公不义随处可见、行业普遍失范┅┅在这种处境下，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规范行业行为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让神的真理渗透并影响社会文化主流。

我希望中国的基督徒，能把上帝的爱和公义在公共领域见证出来。中国家庭教会传承的基要真理很好，保证我们的信仰能走在正统的轨道里。但我认为，教会应当更多地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神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但假若我们看见周围的人落在不公平和苦难的蹂躏中却视若无睹，这肯定不能算爱人如己。我认为教会在世上作盐、作光不仅仅体现在福音的传播，还需要对於社会上一切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制度、习俗和价值观，作出回应，表明真理的立场和原则。

张大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曾在多家大型跨国企业任职，现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理事。近年来致力於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参与发起 “公民半月谈”公益讲座，邀请各方知名学者就当下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原载于OC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