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牧斋
一根火柴燃起的火光，照亮了黎明前的斗室，一对年青夫妇大清早便摸黑起床，辛勤地劳动干活……。
电影《芙蓉镇》便在这组镜头下开展起来。这部电影是古华撰写剧本，由阿城和谢晋编导拍摄而成。女主角胡玉音由刘晓庆饰演，男主角秦书田则由姜文饰演。
这是一部自七九年开放改革以来，循着文学、电影及艺术趋向写实和批判路线拍摄的电影。它所反映的，离不开七九年以前政治运动对人性歪曲和压制的事实；所批判的，不只是政策问题，而是涉及更深刻和更隐蔽的问题：例如社会制度、意识型态、民族特性及人性等，甚至隐晦地触及宗教象征的问题。
故事的时空，座落于文革前后中国大陆某处一个小镇，时间始于六二年，终于七九年，重点是文革那段翻动的大时代。事实上，这个小镇的经历，正是中国无数乡镇文革期间遭遇的典型，因此，故事的说服力加强了，反映问题的普遍性也更突显示来。
故事的主要内容，描述出身黑五类的女主角胡玉音在政治运动中遭遇的变故。由于玉音的父亲曾是小店东，母亲可能是背景复杂的女性，因此，这位娇巧灵活、能干貌美的少女便因着阶级成分之故，被逼要和初恋情人黎满庚分手。满庚为着保留党员地位和政治前途，加上本身性格的软弱性，也只好放弃这段恋情。结果，玉音下嫁了一个憨直朴实的小男人黎桂桂；而满庚也娶了一位样貌平庸、但嫉性甚强的女子“五爪辣”，并生下了一窝儿女。从此，满庚容貌上的俊俏潇洒和生活上的目标理想，均被现实生活侵蚀得只剩下平板和呆滞。
这段旧事，电影中通过忆述形式倒叙出来。藉此，交待了玉音的背景和两个家庭间一些尴尬往事。然而，这里也批判了共产社会内制度对人性的压制。一般人以为只有在旧社会封建制度下，才有“门当户对”的观念将人间爱情分隔；谁知，在所谓“新社会”里，“阶级成分”的观念比吃人的礼教更是封建，更是祸害！
六三年开始，正是五Ｏ年代极左冒进经济政策失败（即“大跃进”、“大炼钢”及“三面红旗”等饿死数千万人口的运动），经刘邓一派掌权，矫正错误和实行“三包自承”政策的时候。此时，芙蓉镇一片升平，稍为反映当时经济缓舒的情况。
就在这背景下，玉音她的小男人桂桂黎明即起，自食其力，经营卖米豆腐的小生意。由于经营得力，稍有盈利，便准备购地自建楼房。不料平地一声雷，文革此时开始酝酿，先是工作队的人派了下来，推行“四清运动”。随后，文革转向，镇上干部，稍为自足的人，连工作队的人，也无一幸免，均被打成“反革命”，揪出来斗争和抄家。自此，镇上生活便起了极大的变化。
先说李国香这个工作组组长。她是泛政治人物的典型，虽经历无数政治运动，但每次遇到小挫折后，她便随即看准形势转向，把握机会节节上升。在共产意识型态和专政的制度底下，她的性格和人生取向，令她无可避免地要认同“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她自以为工作成就甚多，甚实只是制度下压制老百姓的工具和傀儡。她热衷于政治，为了达成政治目的，甚至将自己的躯体委曲使用，也在所不惜（例如后来文革转向，她被打成了“反动派”，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和进一步攫取权力，竟自动献身坏蛋王秋赦）。共产党中不少泛政治倾向的人物之面貌，从李国香的咀脸，可以看得清楚无遗。
李国香甫抵镇上，便要按着纲领推行阶级斗争，于是硬把玉音定性为富农，将她列为重点斗争对象。第一次批评大会开过后，镇里所有人自动与玉音隔离，不单生意没有，连朋友也为自保而捏造罪状检举之。欲投靠亲友，碍于城乡管制，也变得无落脚之处。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桂桂愤而欲杀李国香，结果被捕处决掉。此时，玉音的处境是家徒四壁，人去物空，整整十五年背负着黑份子罪名，而辛勤奋斗所建立的家业，也全毁于一旦，如今还得背负着“富农”新罪名，每天大清早便摸黑起来，在一个遭人隔绝的小镇上打扫街道。
与此同时，小镇一名称为“秦癫子”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因运动牵连，再次被揪出来扫街。秦书田之所以被定为右派，是因为五七年鸣放期间为毛泽东的“阳谋”所暗算。他写的一出歌舞剧被认为是反动的，结果“反右运动”时便被划分成为右派。书田之所以是“疯”，是因为经历多次运动的磨练后，认识到若要在这种不保障人身安全的政治制度下生存，就不能不唯唯诺诺，装疯扮傻。
几年内，书田和玉音两人因同病相怜，于是在石台阶和青扫帚为媒下，产生了恋情。到玉音有了身孕，书田为获得批准成亲，便写下悔过书认罪，希望藉此获批结婚。这一幕，又再次鞭鞑了共产制度下人性扭曲的情况。
但申请书送抵党支书王秋赦这位胸无点墨、靠运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时，他气焰地故意留难，书田只有低声下气地再三拜托，并说：“公鸡、母鸡、公牛、母牛，公狗、母狗都相配，何况是人呢？”这里道出连人性最基本的需要也得经党批准的话，那么人真的连畜牲也不如了！就算对方真的是阶级敌人（即政治犯人），他们还是一个人，应有他们的权利和尊严，不能对他们“专政”到如此的地步！
另一幕与此呼应的，是最初黑五类分子饭后必须按时报到，一名富农因吐血不能来，当点名时，改由他的一名楚楚可怜的小孙子跪地代替，满庚的率直妻子五爪辣看到这种情景，也愤愤地咒骂说：“真造孽，简直是地狱，阶级斗争起码要到三代”。
最后，王支书经书田这么一说：“我们也是人！”便无奈地答应了，但他还是心有不甘，要在成亲的事上踩上一脚，就是规定书田和玉音要在结婚之日，将一副白对联贴在门外，上书“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意即要用不吉祥之兆来咒诅他们。
结婚当日，冷清清的只有书田夫妇共饮合欢酒，正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忽地以前的主任干部谷燕山前来道贺。老谷是革命战争时负伤以致不能人道的老干部，他满有人情味，体贴民心，为民所爱戴。在友叛亲离的情况下，玉音感动得下跪叩头说：“有老干部像你，天下就太平了；我们下世必作牛马相报”！
患难见真情，人性美善的一面也在幽暗的时刻里再次展现出来。绝大部份中国老百姓在人性温情方面的表达，还是传统“下世牛马相报”那一套，只是马列意识型态强加于中国社会，使人变得违反自然和情理而已。这些老百姓辛勤地劳动干活，为的只是糊口谋生和一家温饱，难道这也能算是违法和反革命吗？
可是，当李国香知道这对黑夫妇居然也能结合，一怒之下便召开批斗大会，结果男的判了徒刑十年，女的因身孕得以缓刑，台下的人均敢怒不敢言。书田紧咬牙根对玉音说：“十年，三十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
十年间，玉音吃尽苦头，连生孩子阵痛时，也无人前来相助，只有老谷认了她的孩子，将她送往军医院。
这段期间，除了政治狂热者拿着红小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呼口号，并大跳“忠字舞”和“语录操”外，镇上其余的人，几无幸免于批斗。县委干部家门前“挂破鞋”，被红卫兵押着戴高帽游街，喷气式罚跪。文革期间鲜明的语言和形象，藉着电影中这些片段或镜头，再次在过来人或熟知者的记忆中呈现出来。
满庚在运动开始时，曾代玉音收藏钱财，但因家庭关系，被逼交待，再次出卖玉音，自己也被判学习改造。后来，他看见玉音受苦情况，终生自疚，悔恨不已。
五爪辣在运动开始时，因嫉妒和家庭之故，令满庚举报玉音，后来看见玉音吃尽苦头，虽是介怀丈夫过往与玉音的关系，但心理却是难过，处处显出欲伸手援助的态度。当满庚怕受牵连而睡不着时，她劝道：“吃饭、睡觉，还是要过日子；运动、运动，运动也要过去！”她的率直，表达了老百姓的一般感受。
至于老谷，电影藉着他的抗议来表达绝望中人心不死和斗志弥坚的精神。他一夜醉酒，重覆地呢喃：“完啦，没完啦！”并沿街叫骂：“有种的出来，老子跟你拼啦！”结果，他也是被判停职反省。
一般老百姓的抗议，除了紧咬牙根，敢怒不敢言外，影片中也隐晦地指向“人穷则呼天”的宗教性出路。电影中观音像曾两次出现，一次在王秋赦家，一次在玉音家。同是一个神像，但却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在王家的，可能是封建迷信之象征；但对于玉音和其他老百姓来说，则是人世间绝望时唯一可靠的出路。在有冤无路诉的情况下，唯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的特性，成为他们诉苦和依赖生存的对象。正如玉音在神像面前哭诉说：“老天爷，这世界你不睬我，我不睬你，就活不下去了”。
转瞬间到了七九年，玉音得到平反，获发还房产和资金，她于此时悲愤地怒吼：“还我的男人！”书田很快也得到平反，二十多年来装疯扮哑，如今才是一个正常人。小镇很快回复到十五年前的一片热闹，书田夫妇继续经营他们的米豆腐生意，镇内的人还是围拢在他们那爿小店，除了面容稍老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至于王秋赦，这个典型的政治光棍，凭藉先天阶级成分，成为土改活跃分子，本身既无文化，又不务正业，竟然入了党，并于文革中成为党支书。他在文革后便失势，随即也被李国香抛弃。他所经历的起落变化，真的教他疯了起来。电影末后片段中，看见他回复文革前一身衣服破烂的样子，来到店前讨米豆腐吃，拿着传声筒，打起铜锣，四处乱叫：“运动又来了！”众人均摇头叹道：“这世道，不该疯的都疯了，也该是运动的时候了！不防，他说的也是有道理！”
而李国香，又把握着政治新形势，进一步升官，这类的人在共产制度里多得很。当李国香回到小镇巡视，人们奉告她说：“要安静成家，学过老百姓生活，别跟他们过不去，看他们生活容易，其实也不容易！”
像过往许多写实潮流的电影，谢晋在《芙蓉镇》中的手法，是藉着描写老百姓在历史幽暗时刻显出的人性温情，揭示阶级斗争及泛政治意识型态的错谬。这部电影所要强调的，是“人”的主题，藉着多次重覆说：“你也是人！”这句话，这个主题很明显地被表达出来。
影片也进一步揭露深一层的问题：像王秋赦这类丑恶的小人物，为保私利，谄媚奉承，看风驶舵，靠政治运动而起家。他的落魄，当然大快人心；但像李国香这类泛政治化人物，还不是安稳平坐，升官发财吗？最可怜的，就是她还以为自己在小镇多年努力的“政治工作”，甚有成就，但事实上，除了破坏镇上的生产、平和生活、人际关系及屈枉人命外，她还有什么贡献呢？李国香其实只是制度下的典型产品，受缚于错谬的意识型态和制度而一无所知，是党的一粒机动棋子，甘愿蔽上眼睛受骗来压制人民，这类的人，又何其多呢？
至于那一大堆平庸的老百姓，为什么在不公义的时刻，只是敢怒不敢言呢？为什么运动一来，平常那种朴实和温情就不见了；相反的，人性丑恶和软弱的一面却完全呈现出来，甚至沦为制度下推波助澜的帮凶呢？是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吗？是教育的问题吗？是制度下人性扭曲的表现吗？是基督信仰所说“罪性”的问题吗？这一大堆问题，都牵涉及中国文化的前途和改造。芙蓉镇在电影中虽是一个小典型，但所揭示共产制度下产生的问题，想不到竟是如此全面和深入的！
作者来自香港，曾任杂志编辑、神学院讲师及教会牧师，现于美国南部攻读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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