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殇

 

 

 

文／木公

 

 

 

那时候很残酷。

我说那时候，是说我连九岁还是十岁都记不太清楚的那时候。现在能记起来的发生在那时候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号召全国老百姓都搞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全国的大人小孩都对着那个名叫毛主席的一个大画框又是鞠躬又是点头，然后哭着叫着喊毛主席万岁。

那时候我家住在一座小县城的医院里。我们住的地方原先是一位赵姓地主的大院，父亲在农场里工作，不常回家，家里就只有母亲和我还有妹妹。母亲在医院里当着一名医生。母亲为人善良，在医院里人缘不错。但是大革命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母亲出身不好。起初那一阵子我是因为历史问题加入不到红小兵里面去的，但我知道我那时候是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那时候你热爱毛主席你要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于是有一次我混进了给大人拎浆糊桶的红小兵里，也掂起了一个浆糊桶，我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觉。不料我的事情被一位红小兵的小队长发觉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在我屁股上踼了一脚。于是他们剥夺了我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浆糊桶的权利。我感到痛苦万分。不过，后来还有一件比不让提浆糊桶更严重的事件十分沉重地打击了我一回。这件事我现在必须好好思索才能记起来，因为那时候这件事让我痛苦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我隐隐约约记起在我屁股挨了一脚之后的某一天，我们那个小县城里的大人小孩突然在街上唱得叫得不可开交。结果传出来说有一部北京那里制作的电影片子叫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拿到这座小县城放给老百姓看。我听了这个消息就在心里攒足了劲，要看看这个电影片子里的毛主席是什么样子。可是接着又传回来一个坏消息，说是地富反坏右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不能看这部电影。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是糟透了。我感到这是毁灭性的打击。你们革命造反派、你们红卫兵红小兵们可以踼我的屁股，踼了这一边还可以再踼另一边，我可以忍受；可你们不能剥夺我在电影片子看毛主席的权利。我制定了一套反抗他们的计划。但是这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还是按以前的方式找到那棵离墙很近的大树，攀缘而上，我刚刚作完翻越而下的动作，脚跟尚未着地，立即便有一人将我扑住，跟着有一声“别动”的怒吼。原来红卫兵造反派早料到会有阶级敌人蠢蠢欲动，要跳出来破坏革命群众观看毛主席的电影片子，就布置下一干子人马埋伏在戏园子四周。果然那一晚他们就捕捉了连我在内不下百余的阶级敌人，统统锁进一个黑洞洞的大屋里，直到电影结束，才将我们释放。被关进大屋子里的阶级敌人大多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坐在里边都感叹今天中了埋伏。但不一会儿隔壁戏圈里开始放起电影又传来一片哭叫声时，我们这些被关在大屋子里的阶级敌人不知被什么东西搅动，先是一个两个，然后是所有的一起哭起来，悲伤得好像大家一起死了娘。

那天夜里我回去得很晚。一个人在路灯暗昏的街上醉汉般地游荡着。我现在隐隐约约记得我有过一次失眠便是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时听见门外有一只猫儿的叫声。又叫又叫，于是我索性起来，开门一看是只长得十分难看的家伙。看见我它也没有要跑的样子，我顿时莫名地产生一些恼怒；先是用脚踢它一下，看它并不反抗，便顺手用一个垃圾桶将它反扣在下面。等我再回到房间里，便很快入了梦境。但在入睡之前，关于那只被我扣在垃圾桶下面的猫，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

直到现在我已想不透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屠杀那只猫儿，而且是在一个十岁上下的年纪上。我只记得屠杀完成后不久，我被批准加入红小兵里边去了。一加入红小兵，我就赢得了一连串诸如提浆糊桶参加斗争会，以及帮助抄家的造反派掂棍子的权利。特别是开斗争会，想来十分有趣。起初斗争会只是文斗，这种斗法在阿Ｑ那里称作君子动口不动手。等到后来开始启用一种拳打脚踢的斗法时，我才觉得有了一种可以踼一踼别人屁股的机会了。

那时候医院里正斗着一个姓梅的历史反革命。据说这人解放前做过上校军医，自然是罪恶滔天的；所以他也是皮肉吃苦最甚的。记得有一次斗争他，只我一人就在他屁股上连踼三脚，其中有一脚用力过猛还歪了脚脖子。在另一次斗争他时，我采用了更加新奇的办法，过一会儿我要说说那次斗争他的经过，不过这会儿我要拉回来讲一讲我怎样屠杀了那只猫。

我说过把那只猫儿扣在垃圾桶下边之后，我就又回屋睡觉了。第二天我找了一条绳子，并且用钢锯条磨制了一把刀子揣在怀里，又找一块破布将那只在垃圾桶下住了一夜的猫儿裹住，来到了一间堆放杂物的旧仓库。以十来岁的年纪来施行一场屠杀，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将猫儿放在地上，它并不准备跑掉，反倒对那块刚刚包过它并似乎给它带来些许温暖的破布有点依恋。实际上它没有多少力气用于逃跑，因为它实在瘦弱不堪，细细的四肢十分勉强地撑着一个大脑袋，大脑袋上唯那两只眼睛还存一些生动的气息。我猜想它并没有意识到，我把它弄到这间偏僻昏暗的房子里是为了屠杀它，否则它的目光不会那样平静。我从口袋里掏出绳子，编出一个圈儿，就套在猫儿的脖子上。我猜想那猫儿开始挣扎着乱蹬乱叫，是因为绳套越勒越紧的缘故；它的爪子抓破了我的手，这是我起初没有预料到的。不过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它的叫声越来越难听，所以我不得不把绳尽量拉紧，以帮助它停止叫喊。果然过了一会儿它就不蹬也不叫了，只是眼睛瞪得更大，盯着我，好像在埋怨我用这种办法弄得它很不舒服。我猜想我当时把这只死去的猫儿挂在窗上，并开始用刀子剥下它的皮，是因为我想用那张猫皮做一付冬天用的耳朵暖子。我干那种事情是第一次，所以很不熟练。剥下猫皮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后来一连几天放在太阳下面想把它晒干，等到晒干之后，发现它只有一个巴掌大小，实在做不成一付耳朵暖子。但是这次屠杀之后我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我从阶级敌人，当然是很小的阶级敌人，变成了红小兵里边的一员。我不认为我的屠杀和我的命运转变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屠杀一只小小的生灵也算不得是一件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的大功绩；更何况我是想给自己做一付耳朵暖子，这动机距离抛头颅洒热血还远得很。然而加入红小兵毕竟是一件事实，我能够多次参加斗争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那次一连三脚踼在姓梅的历史反革命屁股上之后，再有斗争会时我就胆怯地不敢再用脚踼，因为那一次严重地歪了我的脚脖子。我严密地推断后发现，我歪了脚脖子是因为他屁股上缺乏肌肉所致；而他屁股上缺乏肌肉又是因为他那时骨瘦如柴；他骨瘦如柴是因为他连续不断地挨斗；连续不断地挨斗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所以经过这样一推理，我就觉得我用脚踼他的屁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而他的屁股歪了我的脚脖子是不合理的是非正义的，这就怪不得我对他加倍地义愤填膺。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没有闹起来之前，我同姓梅的历史反革命还有一点点忘年交的意思。我那时虽然只是八九岁的样子，但是在县城医院里却都知道我是一个极聪明的家伙。象棋学得很早，常常鼓捣出几路让大人们也不得不防的招数。那姓梅的闲暇时就爱拉我同他下两盘。偶而我赢一两次，总见他从口袋或别的什么地方摸出一块水果糖来作为奖赏；我的棋艺迅速长进想来和他的水果糖总是有些关系的。那时姓梅的脖子上还没有被革命造反派挂上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倒是常有一架听诊器吊在那里，显示着他的职业和身份。当他还不是历史反革命的时候，我称他为梅伯伯，觉得他挺和善，并不像他挂了牌子之后那样丑恶。他说话时慢声慢语，一付有条不紊的架式。虽然那时他是五十岁的样子，但头发已稀疏到可以数算的地步，唯那下巴上的胡须又长又黑旺盛得让我奇怪。启发我在后来的一次斗争会上使用了一种新奇的手法对待他，而不是再用脚踼他的屁股。

那次斗争会，实际上也是姓梅的所经历的最后一次斗争会，因为经过之后，姓梅的便全线崩溃了；精神开始失常，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姓梅的变成这个样子之后，革命造反派就很失望。坚定一点的造反派不太相信他会如此经不起斗争，常常去窥探一下他的底细，但是终于因为耐不住他房间里屎尿的气息而迅速撤离。这位姓梅的以这种生活方式挨到文化大革命收场。文革不久就有一张纸从上边下来交到姓梅的老婆手里，纸上说姓梅的已经不是历史反革命了。老婆就对姓梅的说你不是历史反革命了。姓梅的就重复说你不是历史反革命了。老婆就又对他说这纸上说的是你。姓梅的就又重覆说这纸上说的是你。老婆就突然把那瘦弱得只留一把骨头的姓梅的抱在怀里嚎啕大哭。姓梅的便以为又是因他尿了床的缘故惹了老婆的气，目光里就多了些惶恐。老婆就把自己的脸贴在姓梅的已经脱光头发的脑门上，一边摩娑一边抽泣，一边又用手轻轻地拍着他像拍一个孩子。

此后不久，姓梅的就死了。为姓梅的开追悼会，虽不似斗争会那样热闹，却也有许多人来为他送行。主持追悼会的是院长，眼圈红红地将悼词念得很有感情。我依稀记得姓梅的最后一次斗争会也是由他主持的。姓梅的后来卧床不起，大概也是从这位院长得到了一些帮助，因在斗争会上他吃了这位院长两个窝心拳以后就站不起来了。

那次斗争会是在室外开展的。我猜想那时候人们频繁地举行斗争会除了热爱毛主席这一条外，也和人们没有业余活动，诸如打球、游泳、健身、开音乐会等等有关；所以参加斗争会，也就成了那时候人们锻练自己身体、也锻练别人身体的唯一活动方式。斗人的可以藉以活动拳脚，被人斗的也可以使肌肤增加耐力。有了这样的好处，每次斗争会参加者总是很踊跃的。这次斗姓梅的，主持人先公布罪行。因为是历史反革命的缘故，所以那罪行也常常是在历史上犯下的。在他还没有想明白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时，第一轮拳打脚踼便开始了。这姓梅的虽然身材瘦小，却是十分地耐打，一轮打下来也听不见他哼唉一声。第二轮刚开始，我就挤了进去，来到姓梅的面前，我打算使用我所设计的新奇方法对付他。只是由于他四周都是拳脚，所以他就一直摇摇晃晃地不给我提供机会。正好这时，有两只拳头同时击打他的两侧使他无法晃动，我就猛地跳上去，揪住了他下巴上那一撮又长又黑曾经使我常奇怪的胡子，然后双脚离开地面，就一下子把他扯翻在地上了。我这一下子竟比他们折腾半天效果还好，我就十分骄傲。那一次斗争会后，姓梅的被用担架抬回去交在他老婆手里。时间一长造反派就把他给忘了。

自从那一次斗争会，我们红小兵小孩子更懂得那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话的意思。隔几天找不到斗争会参加就有了一些无聊。有一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要召开一个全县城最大的斗争会，要把全县的各种类型的阶级敌人，走资派、反革命什么的集中在一起让大家斗。我们听了就兴奋得很，个个都说今天晚上要过一过瘾才行。我急急忙忙在白天里寻出两条破皮带，拧在一起赶作了一条皮鞭，想等到晚上使用。到了晚上，我丢下碗筷就兴冲冲地往外跑，母亲一把将我扯住，对着我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很厉害，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不明白打这一下的原因。母亲就说，挨斗的人里有你爹你也去打吗？说完母亲就哭起来。这时我才想起父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他是右派，在农场里接受改造。我把手里的皮鞭丢在一旁，想哭，却没有哭出来。

第二天，母亲接到通知，说父亲在头天晚上被打断一根肋骨进了医院。母亲便扯了我和妹妹去看父亲。父亲看见我们时想微笑一下，可是他的脸笑了几笑都笑不动。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打断父亲肋骨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哭醒之后我感到四周浓密的黑暗里飘荡着那只猫儿凄楚的叫声，我看到它的两只眼睛仍在注视我，用着那种诧异的又是无可奈何的目光。我看到目光下是一绺又长又黑的胡须，那是一绺曾经给我带来好奇、此时让我感到恐惧的胡须；有风吹来，它被轻轻拂动。打那以后虽然我再也没有参加过斗争会，但是以一位十余岁孩童的单薄思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诸般事情，到底为何会发生。待年纪稍长，我猜测到要么是毛主席的脑子出了毛病，要么是全国大人小孩的脑子出了毛病，才有了那一段残酷的光阴。可是这种答案不能使我满意。

忽然有一天，当我以接近不惑的年龄皈依耶稣基督之后，我才参悟出在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罪恶的魔瓶已被深置于人类的心灵中了。不同的是耶稣基督要用爱去化解这种罪恶，魔鬼却只是想寻机拔掉魔瓶的瓶塞。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拔掉中国人心灵里那个魔瓶瓶塞的结果。

于是，就有了那段确实残酷的光阴。

 

作者来自河南省，现于美国中西部进修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