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路
人是政治动物。如今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政治浪潮，应证了柏拉图这一古老的名言。然而，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兴衰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人的因素关系又是如何呢？很明显，这是一个庞大而错纵复杂的题目，本文祗想对这一题目进行初步的探讨。体制、文化、人三者归根结底，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从历史发展先后的顺序来讲，人是最先出现的一个因素。文化最终是人的产物，而体制的出现又依赖于文化。因此，政体的缺陷最终是因为人的缺陷；正因为人不完满，所以政治体制也将永远是不完美的。那么，任何乌托邦的设想最多只不过体现了人性中超现实的浪漫。体制对文化的依赖，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Max Weber）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出现，有赖于基督教新教的文化背景；而当代的《河殇》作者们也追述了中国体制失败的文化根源。然而随着世界各种文化，体制的相互作用，体制对本土文化的依赖，已不像从前那么明显。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类似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类似体制––西方的体制、东方的体制、阿拉伯体制、非洲的体制。在基督教文化的大前提下又可进一步分作新教（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天主教（葡萄牙、西班牙、南美各国）两大文化区域，而这两区域分别很有趣地产生各自的体制：新教区域较具市场经济的特点，而天主教区域较具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
今天的中国人在追求民主、自由的体制，这固然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如果我们“单单”追求体制的改变而忽视文化和人的因素，那么我们的追求是否能成功又同时是令人担忧的。岂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如果中国在人和文化这两个因素不随之改进、更新，即使自由、民主体制能建立，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时日不久。基督教文明和希腊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为民主、自由体制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留美大陆学者王策博士在《中国重生之路》一书中总结中国人“五、四”以来对民主的追求的曲折历程、不禁感叹道：
“五、四时期的人们目眩神迷于西方科学之发达与社会制度之进步，而看不到在这现象之中含藏的基督教精神文明之内核。科学与民主祗是西方文明的包装，耶稣基督才是匣中的明珠。”
以上这一论述，点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致命缺陷。
我们不该机械地先追求体制的改变，然后才追求其它两者的改变。因为体制、文化、人这三个因素同时存在时，它们被此间又同时相互作用、互相左右，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其中的任何一者可相互作用于其它两者。这一现象对探讨今天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三者之间，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艰巨的因素是人和文化两者的更新、变化。我们目前的任务不仅是追求体制改变的第五个现代化，同时也是文化的重建，更是人的更新。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体制、文化的内涵时，我们发现体制和文化无法独立于人的因素。如果排除了人的因素，无论任何体制，任何文化也只不过是个空的概念。在以上三者之中，人是最自由的因素，也是最大的变数。如果体制在极大的成份上依赖于其文化基础，那么，赋有自由意志的人却有可能背叛周围的文化、体制而自寻其途。这就是为什么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却出现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正因为人的因素是个不可预测的变数，人并不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东方文化并不注定要产生集权体制（“文化宿命论”的观点忽视了人的自由因素。）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勇于承担自由所赋于的责任去不断更新自己，也同时去改造、更新所处的文化和体制。
既然体制、文化、人三者是相互作用的，要改变其中任何一者，其它两者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就会拖后腿，起反作用。现今我们中国人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体制，但是我们在文化、人这两者上的投资甚微，已明显地拖了中国民主化的后腿。比如说，海外民运有一套相当不错的纲领和规章协定，然而其中一些人自身修养、素质欠佳、胸怀不够宽广，导致了不少的内斗和陋闻，伤害了追求民主、自由体制的大业。但是，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看到民运中的这一缺陷。远志明在《中国之春》九二年六月号一篇题为《上帝与民主》结论中说：
“假如中国人，首先是他们的先导者，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举起什么旗号，走上什么道路，都结不出好果实。”
刘宾雁在同一杂志（九二年九月）一篇题为《海外民运的悲哀》中，痛心地回首海外民运的内斗、小集团、小动作、追求私利，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来中国民运最大的难题，将是民运成员人本身的问题。”刘晓波在一篇被称为“六．四忏悔录”题目为〈体验到明星殒落的悲哀〉中也正视了民运中的虚伪：
“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钉了一会儿就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
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马克思，最后也不得不关注到人这一重要因素。所以他断言：随着共产社会的出现，“新人”就出现了。这是一个逻辑的结论：如果新人不出现，人们仍旧是自私自利，那么，人最终还会败坏“美好”的共产社会。这么一来，马克思的毕生精力不就化为乌有？
然而，中国是有希望的。
经过几十年共产洪流的冲击，中国文化中那座落后封建的大厦祇剩下残垣断壁（可悲的是，洪流同时也埋没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宝藏。）而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大地的延伸、壮大，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而这股潜流所带来的是数千万新的中国人，在他们一张张朴实的脸孔中隐藏着新文化的光彩、新体制的萌芽。
同时，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平等、公义、人权、自由）已普遍受到欢迎、采纳。这不正是《河殇》的作者们所盼望看到的那片蔚蓝的灵光吗？
动荡中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体制的改革、文化的重建、人性的更新。毫无选择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每个尚活着中国人的命运。只要你我今天愿意流泪撒种，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欢呼收割。
作者来自厦门，在美国进修文学与神学后，现从事学生福音工作。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