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新论（文／冯山如仁）
但也有人注意到周朴园的性格复杂性，认为周朴园身上“充满了基督教色彩的忏悔意识”……
在现代文学中，关于周朴园的评价大多没有恰切一致的说法。不仅诸多评论家褒贬不一，就连曹禺先生前后的观点也迥然不同。本文想以自己的重新探索，既澄清周朴园的真实面貌，又能揭示周朴园皈依宗教的意义。
众说纷纭周朴园
说起周朴园，评论家说他是“专制暴君”（田本相语），说他是“独裁者、悲剧制造者”（朱栋霖语），自然他便是“冷酷、专横、虚伪、残忍”的代表。但也有人注意到周朴园的性格复杂性，认为周朴园身上“充满了基督教色彩的忏悔意识”（杨剑龙语），“充当了整个悲剧最初和最终的忏悔者”。
我们有理由认为，曹禺先生在创作之始，对周朴园还是颇为同情的，《雷雨》最初发表时的序幕和尾声的设计便是证明。但1949年以后，迫于政治压力，他对周朴园的评说便缺少了悲悯，而增加了批判。他说周朴园“从不认为自己是恶人”，其实“这个人很坏，他是地主兼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因而“我恨透了这些人”。
当文学必须屈从于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时，无论评论家还是作者，对周朴园这一形象都做了过于简单、片面的评说。从时代的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今天，我们有必要还原人物的真相，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阿Q首先是个受害者，其次才是个害人者；那么，周朴园也首先是家长意志的牺牲品，其次才是冷酷绝情的罪人。
《雷雨》的悲剧源起于30多年前周朴园爱上女仆侍萍之时。应该说，当时周朴园敢于爱上侍萍是人性觉醒的壮举。蓝棣之先生对此曾评价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与处于女佣下人地位的无产阶级姑娘平等相爱，渴望自由，对人的尊重，个性解放，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然而，周朴园的婚姻最终还是由母亲决定。就是说，传统的“父母之命”依然遵循着“门当户对”的规矩，已经有两个儿子的侍萍最终被周公馆的长辈们，尤其是周朴园的母亲赶出门。
无奈地顺从母命
不可否认，周朴园爱着侍萍，却不得不屈服于母亲的意志，显然他是在一气之下与侍萍发生争吵，并默认侍萍抱着小儿子离家出走。
这场突变之后，周朴园一定是痛苦地追出去，寻找侍萍母子。当他追到河边，发现了侍萍的衣服和绝命书，他认为侍萍真地跳河自杀了；接着，他为侍萍母子，也为他们的这段凄美爱情修建了一座坟墓。
而后，他无奈地顺从了母亲对他安排的婚姻，娶了一位阔家小姐。不过，周朴园却从此丧失了爱的能力。他对阔家小姐的冷漠和拒绝，使其抑郁而死；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与繁漪结婚，却无法爱上她。
繁漪的病，可视为“失爱症”。周朴园一直无法从对侍萍之死的负罪阴影中走出来，又以冷漠粗暴的方式对待繁漪，使她感受不到任何爱意与温情，以致歇斯底里。
母亲对其婚姻的横加干涉，使周朴园滋长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心理：你不让我自主地去爱自己想爱的人，那我也不再去爱由你为我选择的所有应爱之人。
在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处处表现得威严专横，对繁漪冷淡、威吓，对周萍、周冲更多的是训斥；在矿业公司，他唯利是图只认钱，不顾工人死活，还勾结警察打死矿工，且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小工。
多年后，当侍萍重新站到他的面前，他已然变成只认钱的人。他先是猜疑侍萍出现的动机，而后便问“你现在要多少钱”；当他得知鲁大海就是他的二儿子后，他依然以资本家的傲慢口气说：“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说话──矿上已经把你开除了！”
可以说，周朴园曾经是封建家长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后来，他无论是做丈夫、父亲，还是作为董事长，都成了一个心理阴暗、人格不健全的人。而正因为后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成为一个冷酷专制、令人唾弃的人物。
是情圣还是恶人
不过，曹禺先生在创作《雷雨》之初，并不像后来那样，把周朴园看为十足的恶人。相反，他以诗人的敏锐，捕捉到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以致他的写作是“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在塑造剧中人物时，他怀着“悲悯的心情”，或许由于“天地间的残忍”，剧中的人们总在“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可见，周朴园也是该剧中曾努力“挣扎”却总是“深沉地陷落”的人物。当初，他对待侍萍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真爱，他让侍萍离家出走绝对是迫于家长的逼压，并非是“蹂躏、侮辱”了侍萍一番了事。
试想，倘若周朴园真是一个没有良心、玩弄女性的人，那么他后来的结婚不是正中下怀吗？他又何必冷酷地对待两任妻子呢？事实上，他对侍萍的出走、自杀（周以为侍萍已死亡）一直深怀负罪感，他沉溺在对侍萍的纪念的阴影中。
客厅的摆设依旧，总要关窗的习惯依旧，侍萍的相片总被放在柜台上，4月18日侍萍的生日他总记得，雨衣总要旧的，衬衣总要旧的，甚至当侍萍重新走进他生活的那天，侧身关窗户的姿态都让他惊奇地联想到曾经的侍萍。
同样，因为自觉负于侍萍，他竟然放弃了去爱前后两任妻子的权利。不仅如此，他甚至无力去爱他所处的世界。他对侍萍说：“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
可以说，周朴园一直在以纪念侍萍的方式，以及冷酷地对待周围人的方式弥补着他的罪过。
重生的解决方案
与侍萍重逢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周朴园原本已僵硬、冰冷的心灵，因侍萍的重现而变得柔软、温和了。人性的闪光又在他的贫瘠荒凉的精神世界缓慢散发。一方面他想安慰侍萍，一方面他想以金钱来赎罪。
但当他被侍萍的尊严与高洁冲击之后，当他最终经历了雷雨的摧毁性的打击之后，他才真正地陷入一种内在的痛苦折磨中，他才真正地意识到，人若丧失了爱的态度及能力，无论凭借怎样的自大傲慢与世俗成功，都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无法拯救灵魂。
那么，怎样才能使“罪人”周朴园获得重生？怎样的途径才能拯救周朴园这样的人的灵魂呢？
曹禺先生在最初创作《雷雨》时设计的序幕与尾声，是他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案。
悲剧发生10年后，周朴园听取了上帝的召唤，进入天主教堂。他把周公馆捐给教堂做附属医院。已经发疯的侍萍和繁漪被安置在那所医院里，沉静忧郁、老态龙钟的周朴园时常到医院去探望两个疯女人。
有时，他陪伴着默然无言的侍萍，凝望壁炉中的火花，聆听修女诵读《圣经》；对那个他几乎从未认真爱过、最终发疯了的繁漪也精心地呵护着。在对上帝的信奉中，周朴园的内心涌出了一个崭新的生命。
至此，最伟大的建筑师上帝已经在周朴园的生命中重新做工，并用周朴园破碎了的生命碎石重新建成了一座人的大厦。因此，我们明白，“即使堕落的罪人，神圣存在仍然不遗弃他”（刘小枫语），相反却随时拯救了他。
依照作者的初衷，周朴园这种选择，就其个人而言，只是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慰藉。但我们认为，周朴园皈依上帝的生命抉择，却恰好为这个向来缺少对上帝虔敬信仰的民族昭示了一条最理想的存在之路。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遭受强烈颠覆的时代，也是各种文化思潮汹涌翻滚的时候，有主张批孔的，也有主张崇儒的，有主张科学民主的，也有主张政治革命的，有主张反宗教非基督的，也有主张信仰上帝跟随基督的……一时间，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曹禺先生的艺术名作《雷雨》便是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虽然创作更多是凭作家的直觉认同，而非理性分析，虽然他后来迫于政治压力又淡化乃至否弃了周朴园对基督信仰的皈依，但应该肯定的是，曹禺先生给周朴园设计的最初的命运结局，不仅没有削弱剧作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力量，相反却为我们绘出了一个充满光明前途的社会图景。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迄今仍不能像周朴园那样觉醒，但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我们可以期待——“也许有一天，人们把灵魂放在约伯的天平上称量一下，由此开始忏悔、开始祈祷，直至开始吁请神圣。”
作者现居陕西省咸阳市，在高中任教。
原载于OC1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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