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上)──“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

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文/夏维东

 

 

福谷传奇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假想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三人对话,从法律、体制、艺术等方方面面,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形态,以及理想国公民们的素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乌托邦”这个词,也源出希腊语,意即“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方”。英国人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了。托马斯穆尔于1516年出版了一本承前启后的乌托邦思想代表作,书名长得也像“乌托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此书后来再版时,名字被出版商删得只剩下三个字:《乌托邦》。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乌托邦思想总结的著作,书名被删节得体无完肤,这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中的命运,注定会一败涂地。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远的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乌托邦”的中国版。

“乌托邦”思想虽然在政治运作和社会实践中失败了,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的足迹。

穆尔的《乌托邦》就是其中的开山之作,不过这本书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它也是使用对话体,有虚构的场景和人物,但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和他的同胞詹姆士哈林顿的名作《大洋国》一样,都更接近于学术著作。

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个美国人写出来的,他是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红字》了。这部小说一点也不“乌托邦”,相反,它描写的是清教徒时代的残酷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红字》出版之后的第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小说《福谷传奇》。作者在序言里声称,该书“具有自传的性质”。

小说中的“福谷”,以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布鲁克农庄为蓝本。霍桑在此农庄生活过数月。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有现实中的原型。例如当时的出版家和作家玛格丽特富勒,成了小说中女主角芝诺比娅的模特。玛格丽特富勒可以说是布鲁克农庄的指路明灯,在另一位作家亨利梭罗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这个著名女人的身影。

布鲁克农庄可以说是当时美国超验主义文人的俱乐部,是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粗糙尝试,其模式分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蓝图”。霍桑被吸引的原因,在于农庄给他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结果显然是失败了,《福谷传奇》大概就是那段生活的一个纪念吧!

在《福谷传奇》里,霍桑关心的,其实不是福谷的制度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福谷的远景在理论上是非常美好的,可是福谷的领袖们品性上的缺点,终于让美好的蓝图成为泡影。

小说的叙述者诗人科弗代尔,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见证了福谷的坍塌。起初,科弗代尔像来到解放区似的,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的新鲜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当他开始像“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干农活时,他觉得乏味透顶。在“劳动改造”中,他丝毫感觉不到精神上的满足。

不久,芝诺比娅和慈善家霍林斯沃思给他的好印象也逐渐褪色,他发现芝诺比娅表面上朴素谦虚,其实就像一个女皇般地傲慢,并且追求淫乐;霍林斯沃思伪善,且人格分裂;儒雅的韦斯特维克特教授,竟然是个阴险的催眠师;芝诺比娅同父异母的妹妹普里希拉,是小说中唯一的纯真的象征,可是她自始至终受人摆布,如同福谷笼罩在领袖们翻云覆雨的手之下。

当科弗代尔再次回到福谷,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芝诺比娅投河自尽,霍林斯沃思和普里希拉不知所终。福谷社会的沦落和普里希拉的命运都暗示了,人类挥之不去的原罪,阻止了人类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伊甸园时代。

 

 

重得天堂

 

亨利梭罗对布鲁克农庄是不抱什么幻想的,他拒绝了玛格丽特富勒的邀请。那一年他24岁。他宁可一个人到森林里过着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去福谷“享福”。他曾经带着几分赌气说:“我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

1843年11月,他甚至出版一本专门批判乌托邦思想的著作。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是《重得天堂》。可见,他不是不愿意“进入天堂”,只是对幻想的泡沫没有兴趣罢了。事实上,他一直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因为抗议政府延续奴隶制而被捕,此后他对政府一直采取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的主张在当时相当异端,连朋友埃默森都劝他别“胡作非为”了。

亨利梭罗最终可以含笑九泉了,在他身后,农奴制废除了,而且他的思想还在遥远的东方开花结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即是脱胎于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某种意义上,作家梭罗可能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了,和他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玛格丽特富勒的布鲁克农庄,都像是痴人说梦。

大概正是因为“乌托邦”太虚幻了,“乌托邦”文学最终没能成什么大气候,其中的小说名作屈指可数。霍桑也是浅尝辄止。《福谷传奇》之后,他再没写过纯粹的“乌托邦”小说。虽然“回到伊甸园”的主题,始终萦绕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总是以失望告终。

博尔赫斯虽对霍桑的想象力非常欣赏,但仍然颇有微词:“霍桑是具有不断奇特想象的人,但可以说不适于思考。”因为霍桑总是试图给想象中的每件事披上寓意的外衣,在博氏看来,这是一个“美学错误”。博氏自己的作品正相反,他的作品里充斥着“思考”,他用博学和智性,营造着一个后世作家永远都走不出的“语言乌托邦”迷宫,他自己终生也没走出去。这究竟是幸或不幸,只有天知道了。

 

 

乌托邦

 

不同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保持社会的“公平原则”上,则是一致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以外,还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在这个“一项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

在所有的乌托邦美景中,没有人描述得比穆尔更具体而微。

穆尔的乌托邦,由54个城市组成,首都以外的城市全都统一规划:街道宽度及住宅全都一模一样,甚至男女的制服也都是一刀切。每日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钟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八小时。早上起床上班前,去听演讲。财产完全共有,住房不上锁,而且每十年轮换。李佩甫写《羊的门》也许受到了穆尔的启发,书中的呼家堡结构基本如此。可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在“乌托邦”思想家的眼中,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天堂。但在“反乌托邦”作家那里,这样的生活是地狱。前者考虑的是社会,而后者关心的是个人。这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在“反乌托邦”的作品里,社会制度和面貌,与“乌托邦”思想家们描述的,其实一模一样,甚至被归纳总结得更为完善。那么“反乌托邦”作家们,“反”的到底是什么?

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程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自由意志导致的后果是好是坏且不论,正如萨特所说:“人没有不自由的自由。”“反乌托邦”主义者关注的,正是“乌托邦”社会中,人失去自由的非人状态。一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的人,其实和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没什么两样。

霍桑在《福谷传奇》中写了福谷的失败,抱之以惋惜,他没有意识到“乌托邦”对人的精神压迫。尽管他对童话般的伊甸园时代神往不已,但他显然没有考虑伊甸园与“乌托邦”社会的区别。

伊甸园时代,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吃还是不吃禁果,完全取决于亚当的选择。上帝当然有能力阻止亚当吃禁果,可是在强制情形下,善与恶都无从谈起。一个人被强迫去做好事,不能证明他是好人,反之也不能证明他是坏人。

亚当的选择,让人类开始了漫长的放逐生涯。这是他被蛇诱惑的错误选择的结果,要怪他只能怪自己。对于这一点,霍桑认识得很清楚:福谷最终的失败,是因为各色人等人格上的种种缺陷所致。

问题是,即使福谷真的实现了“共产主义”,福谷也不可能是伊甸园,因为人们交付出了和生命同样重要的东西:自由的灵魂。这是霍桑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的共同误区。

 

 

宗教大法官

 

“反乌托邦”主义者正是从误区着手,开始对“乌托邦”进行思辩式的批判,和黑色幽默的反讽。

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掀开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序幕。小说中的大法官对耶稣说:

“当初人们讽刺你、嘲笑你,对你大喊‘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会相信这就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

你没有走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征服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大法官这番话说得简直比牧师还要像牧师,但接下来他就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你也过高估计了人。虽然人生来具有叛逆的天性,但他们毕竟是奴隶……我敢发誓,人比你想象的更加软弱、更加卑贱!”(浙江文艺出版社《卡拉马佐夫兄弟》,1996年第一版,311页)

人类既然如此不堪,那么统治他们只要铁腕和钢鞭就可以了,不需要爱,不需要自由。只要给人面包,然后让他们按部就班、生活在秩序中即可。所以大法官劝耶稣回去,让他(大法官)来做世界的王。

只是大法官在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忘了,人性中固然有奴性,但对自由的向往,却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神给了人自由,人最终会在自由中走向生命的源头,而不会愚蠢地走向奴役和死亡。大法官看见了人性中的恶,却完全忽视了人性中的善。善是黑暗中的灯,只要有一点点亮光,就能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不能否认,尽管大法官对人性的看法是片面的,但是够深刻。正因为如此,《宗教大法官》区区二十多页的篇幅,对文学、宗教和心理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对《宗教大法官》推崇备至,称其价值之高,不可估量。

它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就更大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直接继承了它的思想。托马斯曼也坦言,他在写作《浮士德博士》时,参考了《宗教大法官》。

我们可以说,《宗教大法官》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前奏,它为后来者打下了“思想基础”。扎米亚京的《我们》里的大恩主,毫无疑问就是大法官的化身,大一统王国正是“乌托邦”主义者们描绘的天堂。扎米亚京直接临摹了穆尔《乌托邦》里“美好的社会制度”:尺寸统一的街道、大小相等、“绝妙正方形”而且透明的住房、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像数字一样清楚明白、歌颂大恩主的艺术,如影随形的护卫局特工、每个人只有代号编码没有名字……

连一个月过几次性生活,都是国家根据内分泌的测试确定的,只有在法定时间内的性生活,才能有一点可怜的个人时间──被准许放下窗帘。时间一到,必须马上卷起窗帘。

在这样完全透明的环境里,社会治安的良好是可以想象的。书中有一段话,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说的如出一辙:“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的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作家出版社,《我们》,1998年第一版,36页)

这段“一本正经”的宣告,其反讽意味是很明显的:既然飞船不能飞,要飞船干什么?同样的道理,人生如果没有自由,活着干什么?

大一统王国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不安的潜流一直汹涌着。先是一位诗人在庆典上,突然朗诵“恶毒攻击”大恩主的诗。他的下场是被碾成齑粉,只留下一道腥红的血迹;紧接着一个代号叫做“I-330”的漂亮女人,和她的同志们干起了旨在推翻大一统王国的革命行动。“我”被卷入其中,因为“我”爱上了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在与她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了灵魂的复活,尝到了一度被“我”视为罪恶的自由的滋味,意识到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个号码那么简单。

革命者不久发起了暴动,可很快就被强大的大恩主镇压了。I-330和她的同志们尽数被抓,并被处以极刑。“我”作为大一统号飞船的主设计师得以幸免,但被手术局请去做了脑部手术。“新生”后的“我”,作为特邀嘉宾,和大恩主同桌而坐,观看处决犯人的盛典。I-330就在“我”的眼前被处死,而“我”已经不记得她是谁了。

至此,在扎米亚京眼中,“乌托邦”成了一个永远的噩梦。

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我们》,223页)

“理性必胜”,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这里显得意味深长、触目惊心。当人以理性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人便成了理性的奴隶。

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散漫的国度里,人们就能幸福地生活呢?显然也不行。正如伊凡所说,人性中有恶的成分,如果任由其蔓延,那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界。“福谷”不就是这样变成死谷的吗?著名的战国时代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下期待续)

 

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

 

作者来自安徽,现居纽泽西州,从事统计分析工作,业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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