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读《行医者》 / 罗博学

康成与梁启超的这段“论道”细节,体现出她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公共对话的定力和智慧。

文 / 罗博学

《行医者》,山眼 著
灵性文艺出版社出版

被忽视的群体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与医院有不解之缘。

从小体弱,各种小病不断;青春期时曾患忧郁症,最终在基督信仰里,身心才渐渐走向光明;年近30,父亲又因癌症去世,亲眼目睹了当前医疗的诸多问题。

2020年的疫情,医护人员各自履行使命,仿佛让这块土地多了一些温和与关爱。但与此同时,频繁发生的医疗事故、医患关系之间的张力等现实困境,仍然阻拦我们走向幸福。我也似乎理解了鲁迅,当年为何要弃医从文。当他对外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失望的时候,只有回归思想的内在,走向改造国民性的道路。

而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还有一个群体,有着和“鲁迅们”殊途同归的参与。他们忠于神圣的呼召,以拯救灵魂为核心,结合专业的医学技术,对百余年前的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福祉。

他们,就是医疗宣教士。如葛培理的岳父钟爱华(Lemuel Nelson Bell)、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当然,也有《行医者》一书所记述的石美玉和康成(康爱德)的事迹。 以下,是笔者对作家山眼新近出版的这本非虚构作品《行医者》的解读。抛砖引玉,和读者一同探讨。

超越国界的爱

读完这本书,我的思绪仿佛跟随作者的叙述,回到百余年前的社会中。

石美玉和康成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面临巨变的时代,这个巨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宏观的局势中,也深刻地影响着当时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言行。她们都属于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两个人虽然命运各异,却在澎湃的时代洪流中,活出了迥然的生命风采。而改变她们生命轨迹的,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一个字,就是“爱”。

如果按社会眼光来看,康成是不幸的。出生于1873年的她,是家中第6个女儿。在那个普遍重男轻女、女性低贱的封建社会,父母原想把她送给邻家做童养媳。谁知,邻家请算命先生给她算命,被告知这个女孩命犯天狗,婚姻不利。

当幼小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得不到接纳和爱的时候,天父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透过一些人,临到那个看似软弱无依的生命中。

当时,年仅两个月大的康成,被美国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女士收养。康成说:“我这扁平鼻、细眉眼、黑发黄肤的中国女子,却与西洋女子做了母女。若不是天父的安排,人间怎能有这样造化?”

康成在这种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大爱的激励下,一天天长大。她之所以没有被原生家庭的阴影和社会积习所困扰,是因为上帝的爱带领她超越黑暗,进入光明。在昊格矩女士的悉心培养下,她学会了英文,并于20岁时进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学专业。

和康成不同的是,石美玉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她的父亲是江西省卫理公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母亲是教会女校的校长。相形之下,石美玉的人生更顺遂,在当时女人一定要裹小脚的陋习下,她可以不被父母要求必须缠足。更重要的,父母的信仰,对她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和康成一样,石美玉也得益于昊格矩女士的帮助。这种在爱里的相遇,从此改变了石美玉的人生轨迹。读到昊格矩和康成、石美玉超越国界的情感,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昊格矩因为爱来到中国;也因为爱,培育两个中国女孩,使她们在当时的年月,成为本族人民的光和盐。 抚今追昔,更让我意识到:万物皆有裂痕,但唯有爱,才能让一切分裂和破碎得以弥合。

昊格矩(前排中)与九江教会女塾学员
坐在她左边的是石美玉的母亲
图片来源《联合时报》,2018.3.9

对福音的坚守

对于康成颇为传奇的人生,梁启超曾大加赞赏,专门撰文《记江西康爱德女士》刊于《时务报》。文中写道:“通达数国言语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诸学,靡所不窥,靡所不习。乃入密歇根省(州)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以名其家……”

梁启超作为一代名流,对康成的赞赏固然容易产生社会效应,也有可能对当事者带来现实利益。但令我感动的是,康成并未在这个赞美声中迷失自己。

康成直面梁启超,并不以对方的美词而自喜,反而直言:“我同美玉皆为基督宣教士,救人医病,为的是践行主爱……既救助病弱中国女子,也盼着救助广大中国灵魂。先生之文完全未提我们基督徒之身份,未免有失……”

梁启超对福音的认知,某种程度代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持有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是洋教,甚至从道德的角度,将耶稣的福音与孔子的教导相提并论。康成却一语道出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和更新:“国家复兴,教育固然重要,根本仍是人心。人心归主,方知奋发自爱。国之富强,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康成与梁启超的这段“论道”细节,体现出她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公共对话的定力和智慧。

当许多人对康成与西方宣教士过从甚密颇为不满,并要求她断绝与宣教士的来往时,康成的回应更是流露出她的坚韧和独立:“我既爱国民,更相信耶稣乃国家之未来。诸君让我脱离传教,实不可行。宣教士做过什么坏事?宣教士与列强不同,虽然都为白种人,差别天上地下!” 从这些细节中,我深深感动于康成对福音的坚守,她敢于在人前承认主名(参《马太福音》10:32-33),并且有勇气和智慧进行护教。我也为她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性思维而感佩!

南昌卫理医院,康爱德是其创始人之一

社会关怀与福音

康成和石美玉在那个时代从事医疗宣教,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社会关怀。众所周知,基督徒或福音机构从事社会关怀,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刻意淡化或完全不谈福音,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

对康成和石美玉来说,她们却能很好地平衡社会关怀与基督福音之间的张力。她们从事社会关怀最原初的动力和最终极的导向,是带领她们接触到的人,“有一天归向你(上帝),忠诚慈爱,奋发共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一份以福音为核心的驱动力,才使康成不无感慨地说:“我走上医疗宣教这条路,是为此。我再也没有后悔过,再也没有停歇过。”

她们首先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愿意将这份信仰,透过医学实践,分享给更多人。这既体现在她们对福音的确认和委身上,也体现在她们具体工作中常常祷告、倚靠上帝的细节中。

1922年,南昌遭遇战乱、伤兵惨重,康成带领南昌妇幼医院的护士们每早晨为伤兵祷告,也祈求天父看顾护士们的平安。可以说,灵修、祷告、辅以爱的行动,贯穿康成和石美玉的一生。 这本书,还原了康成和石美玉作为医疗宣教士,将医疗和宣教相结合的诸多细节,对今天的教会和机构从事福音性的社会关怀,也有很宝贵的参考价值。

真实的生命形象

诚然,当我们想到“医疗宣教”时,总会或多或少将其理想化,认为医疗宣教士都是类似英雄一般的模范。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完全忠于历史上的原人物,还原她们最真实的形象,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的独特之处,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工作中,她们会经历软弱、低谷,甚至遭遇被差会抛弃、孤独无依的情感压力。但每每此时,她们选择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完成情绪的纾解。

例如康成,当乱世中宣教士和其差会纷纷撤离而不预先告知她时,她说“那一刻的痛苦无法描述……被背叛的感觉,亦有被抛弃的感觉……”然而她顺从了内心的声音,“在最痛苦的时刻要祷告”。

例如石美玉,当她的妹妹安娜1906年因病去世之后,她“陷入茫然的悲伤之中。那是一种至深的孤独……无人了解我的苦境,心中充满自怜。”即便如此,她仍不放弃努力祷告,尽管她认为只如听到自己的回声。

这些叙述,真实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她们不再是历史上的个体,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在阅读中,我与她们仿佛同呼吸,感受着她们的挣扎、疼痛和喜悦。

1909年,石美玉和护士在江西九江但福徳医院进行手术
图片来源《联合时报》,2018.3.9

结语

斯人已逝,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参《传道书》1:9)。康成和石美玉在那个乱世中经历的挑战,如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如何看待福音与民族主义,社会关怀与福音之间的平衡,等等。在今天的时代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不同的时空和对话方式而已。

而她们用生命的全部和一生的时光来见证:其实唯有回归福音本身,或许才是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

注:本文所引述的内容,均选自山眼,《行医者》,(美国:灵性文艺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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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读《行医者》 / 罗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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