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应该叫自由

college

 

文╱江登兴

 

有时在清晨祈祷后,到人民大学的跑道上散步,享受明媚的阳光,然后跑上几圈。

“人生而在枷锁中,但无往不在为自由而抗争。”这是我在近来散步的心得。与鲁索的结论刚好想反(鲁索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编注)。

想起这以往的十几年,从上大学到现在,如果要我做一个总结的话,那么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追逐自由!”

 

掌握资源的体制

 

进入大学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在这座海边城市迅猛涨潮。

就如大海的辽阔带来自由,市场无边无际,也应当是有益于增进自由的。

然而,大学围墙之内,我们却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

大一期间,我加入过不下数十个学生团体,从学生会、自律会到诗社。所有这些团体,都受学校共青团支部和学生处的领导。

加入这些团体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它们是学校的权力体制所设立的。如果能够在这些团体里得到提拔和青睐,那么将来就业就会有好前途(90年代中期,高校的权力体制,还相当程度上掌管着就业分配)。

于是,对于许多学生,大学变成了取悦体制、争取好前程,而不是如何学习、进取、自由地参与就业竞争之处。这是有可能取悦体制的学生们的第一选择。学习、增长才干,那是其次的。

我当然也拥有一点进入体制的可能性。我的身分是班级的副班长,还是系里面的一个什么委员。另外,我跻身学校的各个学生团体,等着同系高年级的学生干部,把位置传承给我这师弟。肥缺可不能流了外系,那是系领导非常关心的。

在体制里面钻营,讨好是少不了的。记得刚入学校,本系与外系有一场球赛,我作为新生里的学生干部,与系书记一同观战。我不时想就战况评说两句,但总是觉得很不自然,陷入失语。那是一个失去独立自我、想巴结别人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少年人的窘境。

而从事政工的领导,也较少把学生当作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个体来看待。系书记曾在毕业晚会上总结:“这三年来你们都是好孩子。”学生干部们点头称是。

我想在这里反省的是,当初我是多么的有愧于自由的原则——其一是向下对同学专制训政,其二向上是对领导巴结讨好!

 

对同学专制训政

 

学校的课程无比枯燥,老师在课上多是照本宣科。而我作为点名班长,每节课必须在场。身为这个体制里的积极分子,我被委托以权力,这个权力与那些藐视体制的同学们,产生了紧张的关系。当他们以迟到挑战这个体制的权威的时候,我祭出的是“申韩之法势”(申韩,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编注)。我们班级有31个人,我曾经一节课点了17个迟到。我代表一个体制与同学对抗。

又有一次,我与五个同学一起迟到了。我在课后走上讲台,宣布本节课只有我一个人迟到,因为我迟到了,没有资格点其它人的名。

专制不仅需要铁腕,还要“先克己,后克人”。

求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游泳,我终生难忘。黄昏时分来到海边,朝着满潮后海中的一座养殖场游过去,那一次差点淹死。

后来晚上喝酒,三年来被我压制的同学,可能想来“整”我一下,过来劝酒。趁着酒劲,加上从大海里死里逃生的猛劲,我朝劝酒的同学一把狠狠推去,把他摔倒在地上……

对不起了!我的同学们!你们看到这篇文章时,也接受我的道歉吧!

 

对领导巴结讨好

 

体制里的钻营,极大地扭曲和异化了我少年的生命。那时生活中充满了紧张和痛苦,但却不知道原因,现在我知道了,那痛苦是出于对良知的压抑。

当时流行给老师送礼,有的老师甚至以让同学补考的手段,迫使同学送礼。为此,甚至评出59.99分令人大跌眼镜的成绩。

系主任是我尊重的长者,也是我家乡的远房亲戚。然而,主任照顾我,是因为我的家贫穷。当时新加坡有一个洪文发先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评上的贫困学生,一年可以得到两千多块钱的资助。每个学校一年一名,各个系轮流。我入学的时候,轮到了我系,那一年这个奖学金安排给了我。我家虽穷,但是我的成绩不好,是不太有资格得这个奖的。因此我的心中就很挣扎,觉得不应当接受这个奖,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

每年春节返乡,父母就会准备很多土特产,要我送给主任。每当大包小包打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痛苦和屈辱。因为那时我不仅读毛泽东,还读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种来自西方的骑士精神开始在我心里升腾,然而,这个骑士却要拎着大包小包,回学校去送礼。

此际,我的人格是分裂的,介于骑士与中国传统的奴才哲学之间。

我们没钱,又要讨好系主任,于是有一次,我与一个同乡学长,居然想出办法来,就是带上菜,到系主任家吃饭。结果系主任哪里看得上我们这些小菜,自己备了一大桌丰盛筵席,款待我们这俩个小老乡。

现在想起来,其实系主任并不看重我的这些礼物。问题出在我和父母身上,是我们坚持了一种送礼哲学。多年后,父亲病逝,系主任返乡,在家乡的小巷里,他牵着我的手边走边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令我终生难忘。

 

实践自由的召唤

 

我深深怀念蔡元培、陈独秀先生,心中只记得五四后,蔡先生在北大挂印而去时,留在桌面上的那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路旁看热闹、拍手叫好的人,导致了参赛的马累死。编注)!

失去了蔡先生,更失去了20世纪初曾经有的自由之大学。蔡先生的自由之大学,原本就只是东亚这块盐碱地上,前辈们用勇力创造的的奇葩。我们没有生长自由鲜花的土壤,所以自由之花凋谢本是无可挽回之事。

我们都不配享有自由。我们,这些被专制毒害的生命,目标是权力,手段是铁腕或者贿赂,与民众的关系是对抗和压制,本质是自我中心,表现是正儿八经的卫道士,实质是脆弱——这就是曾经的我,也可能是曾经的你。

大学啊,你的名字应该叫自由!其实,人生的名字又何尝不该叫自由?

站在一年之初,不仅要怀旧,还要展望未来。自由,不仅要反对一种体制,更是要反省我们心灵的阴暗;自由,不仅呼唤建立一种制度,更是呼唤一种生活方式。从作一个谦卑的人开始,从尊重他人开始,从不送礼、不讨好、不巴结开始,脚踏实地地生活和创造。

自由是一堆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背后是一颗被更新了的心灵,一个深知个体独立之珍贵的生命。

2000年1月6日,李慎之先生对我谆谆叮嘱:“你记住,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先生已逝,如今我还要说一句:“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以此纪念先生。

其实,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自由应当是上帝的召唤。《独立宣言》说:“人是被造而平等的。”我今天要说的是:“人生是被上帝召唤去实践自由的。”

 

 

作者现在北京某出版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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