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阿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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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上有多少次,我在这歌声里祷告,眼泪哗哗而下,终于觉得无比平安。

 

文/苏雪菲

 

我和阿壳认识是在网上,纯粹的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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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二次元世界走向三次元的契机,是阿壳和她先生收留了一位年轻的未婚妈妈,需要筹款帮助她把孩子生下来。好些朋友参与了捐助。当时阿壳还在广州,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但因为这个事情打过几次电话。我惊讶地发现,她是人群中少有的女低音。又过了好几年,听了她的歌,才知道这嗓音唱起歌来那么与众不同。

后来大概就真正算是朋友了,渐渐开始谈起各自生活中一些具体而私密的事情。阿壳对我不知有一种怎样的信赖,会跟我讲她自己最羞耻的经历。在认识她以前,我一直自诩是一个容易向人敞开的人,跟不熟悉的人也能坦然讲出我破碎的家庭背景。但是听阿壳讲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平时会跟人讲的事情,多半是关于我的父母、家人和童年的遭遇。简单来说,那些并不会有损别人对我的印象,只会让人觉得跟我更亲近。

阿壳却会讲出让我吓一跳的事情。我甚至曾因此默默地想:我们已经到了可以说那种话的地步了吗?

在那之前,我在教会里很少有朋友。我曾反复说,那时教会里的人对我而言分为两类,一类是服侍我的人,另外一类是我服侍的人。出于某种谁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原因,对这两类人,我们都难免只会说一些正确的话。就像我那时的祷告,即便第一句能够说出“主啊,我很难受”,那一点点自我袒露也会被“然而我还是要赞美你”匆匆掩盖住。

 

2

 

阿壳的文章像她说的话一样,常常能击中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她似乎并没有在公众场合一定要表现得平安喜乐的自觉,也从不像我们常见的见证那样用“before-after”的模式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在她笔下反复出现的婚姻生活,也并不符合一般常见的“基督化家庭”应有的那一种和谐美好。

 

她会写他们吵架的细节,写她怎样在一个“纯基督徒”的圈子里,隐瞒自己抽烟的事(最近她似乎戒了烟,我不确切地知道,因为我其实也很少见到她抽烟),写她觉得信仰对自己的各种问题好像没什么帮助——这可能是最要命的,要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在用尽全力证明信主之后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啊!

我们从事所谓的文字事工,似乎就是要不断地用文字来说服别人:如果你从前脾气不好,信主之后一定会变得和蔼可亲;如果你婚姻出现危机,信主之后一定会阖家幸福;甚至如果你犯罪、吸毒、毁掉自己大半的人生,信主一定会让你重获新生。

而阿壳却不断地,忧愁、疑惑而又坦然地说——“可是我连烟都戒不了啊……可是我还是害怕工作啊……可是我还是生活都不能自理啊……怎么办呢?”

有好些次,我看她的文章,心里觉得被击中,又尴尬,又畅快。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皇帝,突然听到一个孩子惊叫:“看呀!他没有穿衣服!”为什么我们能够硬着头皮假装自己穿着七彩霓裳,大摇大摆地裸奔了那么久?为什么不能容让自己里面的疑惑发出声音来?为什么说自己是蒙了恩典的人,却完全不能面对自己其实仍然破败、无助、尴尬,如同赤身露体的事实?

 

3

 

人会在基督里重获新生是真的,然而生命被更新是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我并不是反对或者拒绝那种一下子就得医治,一下子就发生大改变的神迹。我只是渐渐地觉得,假如那样的神迹没有发生,我们也可以不必非得假装它已经发生了的样子。好像不那样,我们的基督徒身份就始终要打个折扣似的。

事情也许恰好相反——就在我们努力证明自己过得多好、多么不再一样的时候,阿壳已经用她不加粉饰的生活叙事,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观看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有个姑娘读了她的文章,怅怅然地说:“我好像快要信上帝了。”对我来说,她这样袒露自己在众人面前,就像卢云说的那样,是掰开了生命的饼,递给那些饥渴的人吃。

认识阿壳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夫妻俩搬到北京来住。我自觉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就给她介绍工作,催着他们买机票,还帮他们租了一套房子。我还记得那天去看房的时候,心里记着阿壳不久前说过,她在朋友家看到一个漂亮的沙发,坐起来软软的,沙发罩上有粉红色的小花,她就羡慕地哭了一场。

也许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无法好好地工作、赚不到钱,因此对生活也绝不应该有太多要求,住铁皮房、墙上因为潮湿而发霉也默默地接受。直到为了一只沙发而哭出来的时刻,她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也是想要过上好日子的”。

所以,看着那个房子里面虽然也很新,但显然不够柔软也没有粉红色小花的沙发,我有过一点点担心。“会不会让她失望呢?”可是因为找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房子也不是很容易,我踌躇再三还是决定当场签下合同。

 

4

 

没想到几年后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这样写道:“3年前我们刚到北京,贫病交加。我祷告祈求上帝为我们预备一所房子,祷告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相信,但是我突然想起在朋友家见过一张布艺沙发,朋友的妻子凭着女性的审美和细腻,为沙发搭配了粉色有小花和花边的坐垫。我突然哭了,忘了自己在祷告,只觉得生活里全部的苦楚艰难都汇聚在这只沙发上。头一次我发现我也有想要的东西,头一次我发现我已经很久都不相信能够获得幸福。

“北京的朋友为我们租下房子,第一次走进那个家时,第一眼就看见大玻璃窗下有一只L形的大沙发。多么长啊,垫子多么厚啊,多么新啊。我就像突然捉住了那个急欲离去的人,那一次,我看见他了。”

我几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要流眼泪。因为我心里觉得没能百分百地满足她对沙发的梦想。然而,她说她因为那个不够完美的沙发,尝到了被爱的滋味:

“我的心里从此留下一种安稳、甜美的印象,就像小孩子通过得到一个本身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却从中体验到父亲的爱。那是一种慷慨又体贴的爱。他给你东西,不为什么缘由,就只是想要你开心。当然,他不会每次都通过给你想要的,来表达自己的心,可是那种印象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环境。每逢我再遇到艰难(而这是很多的),我总会想起关于沙发的祷告。它在我心里开拓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在那里有被爱的滋味。”

 

5

 

来北京之后,阿壳和C有段时间状态相当不好。从夏天热起来开始,一直到入秋,他们都没怎么去过教会。

就那样过了几个月。忽然有一天,他们就重新出现在教会里,说是闷头看了一个月的《海贼王》,人生有了重大突破。我每当想起这一段总是想笑——这是什么见证呢?不是因为读圣经,而是因为看《海贼王》得到启示了吗?——可是又不得不承认,因为有他们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拿撒勒人耶稣离我更近。有时候是在我看着他们喝酒的时候(我自己是喝一点就会醉的),有时候是听他们说《海贼王》里某一集的故事,有时候单单是在一起长吁短叹。

这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彼此疲惫的时候。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会想,我还是宁可要这样面对现实的疲惫,也不要继续编织华丽的谎言。毕竟,人人都能看出你是不是真的平安、喜乐、充满感恩,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戳穿。更不要说鉴察人心的主了。也只有这样不加粉饰的相交,才会产生真正的“团契”的关系——用阿壳的话说,有了“过命的交情”。

有时我会为阿壳祷告,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觉得心头的重担放也放不下。我想她对我也会有同样的时刻。是这些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面被担当的人,因为我们深知无力彼此承担。于我而言,我也在这段友谊里面学习不期待自己和对方像上帝——那可能就是我之前说的,在教会里莫名其妙就只能说正确话的原因。

 

6

我最喜欢阿壳的一首歌,叫做《多马之歌》。从信主以来,我一直积极上进,努力读经、努力祷告、努力奉献、努力符合一切好基督徒应该符合的标准,至少从表面看起来更像热心的保罗,没有哪里像充满怀疑的多马。然而,当阿壳唱出“主啊原谅我,不能当你是活着的”,我的心又被击中,好像这一次她说的又是我。

然后,再一次,我在她对道成肉身的叙述中得到安慰:“你曾在西奈发出雷声,作为一个婴孩出生,被裹在有气味的布里,走过加利利的海边。”

说不上有多少次,我在这歌声里祷告,眼泪哗哗而下,终于觉得无比平安。因为那个名叫耶稣的人,在我身边。无论我当时身处何方,是否被众人认可,还有多少事情足可以让我心焦烦乱。当我承认我不能相信我熟知的那些基督论信条的时刻,我那么释然,那么自由,那么充满平安地知道他在那里。

在她自己的新书《爱的持久战》里,她反复谈到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说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他不会觉得羞耻;而如果说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却会觉得羞耻。我想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作者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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