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以后，请中国人信耶稣，鸦片和以它命名的战争也成了传道者和听道者的心病。
文／亦文
说到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1839年以后，请中国人信耶稣，鸦片和以它命名的战争也成了传道者和听道者的心病。一个半世纪以来，有华人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关于鸦片战争的著述与研究。近年来，由于两岸三地的大量学术交流、中英文史料的发掘与再发掘、以及大环境对客观公允的治学方法的宽容，国内的学术界对近代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层面。香港的回归和毒品在全世界范围的泛滥，也使鸦片战争再次变成热门的话题。然而，民间对鸦片与战争的认识，仍然不外乎当年中小学教科书里学到的常识（common sense），请允许笔者尝试从圣经的角度、用基督教信仰的第三只眼重新理解一回我们那些“不具常理的常识”（common nonsense），或者说，反省一下我们思维惯性中的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都怪上帝造了鸦片？
《创世记》的读者，或许都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上帝不在伊甸园里造分别善恶的树，亚当夏娃不就不会犯罪了吗？说到鸦片问题，人类也有同样的怨恨：如果上帝没有创造鸦片，人间不就没有鸦片鬼了吗？没有鸦片鬼，不也就没有鸦片战争了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看鸦片的来龙去脉。
鸦片是从罂粟而来。罂粟是一种草本植物，含28属、250个品种。其中只有鸦片罂粟和苞鳞罂粟能产生出鸦片，而且后者早已不再是经济性药源。即便是鸦片罂粟，其花朵曾像郁金香和芍药一样成为纯观赏性的植物，其蒴果中密密麻麻的籽粒也不含毒素。只有当人类的手、用专业的刀、以娴熟的技术割破蒴果的表皮，那分泌出来的乳白色流质，才是提炼鸦片的原料。而把采集到的罂粟乳胶煮滤、压模、装箱、密封、贩运，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至于在烟榻上“对卧递吹”、在“呼吸烟霞”中感慨“浮生若梦、青灯有味”，则更是由人类文明与智慧交织成的人生景况。
在希腊罗马时代人类就发现了罂粟及其乳胶的食用及药用价值：鸦片的杀菌性被用来治疗皮肤病，其麻醉性被用来止痛、催眠，其镇静作用被用来止咳、止泻。直到今天，罂粟籽还因其所含的大量软磷脂而被用于食品加工业。值得一提的是，希腊罗马人深知鸦片上瘾和过量的危险性，无论医生还是病人，使用时都非常谨慎与节制。（斯卡伯勒，1995）
鸦片最初也是因观赏和药用被引进中国的。比如，唐干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迦”，即一种由鸦片配制成的、用来止泻和解毒的良药；直到明朝，暹罗（今泰国）、爪哇、榜葛剌（今孟加拉）仍把乌香（鸦片的别称）当作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早在唐朝，阿拉伯商人便把罂粟种子带到中国，唐人在诗文中曾吟咏过米囊花（即罂粟花）的美丽。
宋代的医生已发现了罂粟在治疗呕逆、赤白泻痢、腹痛、咳嗽方面的作用，以及养胃、调肺、利喉方面的药用。那时的中医，通常把罂粟的籽和壳磨成炒熟研末，制成蜜丸及“鱼饼”；或者和竹酒煮成“佛粥”当滋补品服用。虽然元朝已有一位叫朱震亨的医生指出“粟壳……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但是，鱼饼、佛粥和乌香时期的鸦片，没有造成社会性的危害。即便在今天，医药学家也仍然认为从罂粟壳里割取的天然鸦片只含20%的鸦片酊，只具有温和的镇静作用，是药性最弱的麻醉剂，与其他人工合成或提纯的毒品相比，对人体的危害最小。
直到鸦片灼火吸食享用法被人类发明后，鸦片才从药品“沦为”毒品。如果说“药品”和“毒品”在汉语中还有一字之差，在英语中则都由drug一词来表达，也许这种“一语双关”更能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一种物质，善用可以作药品，滥用则成了毒品。药品和毒品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物质本身的生化性质，而是往往取决于其文化性质：即如何使用。首先是用量，“是药三分毒”，适量使用可以治病，过量使用则可以致病、甚至致命；其次是用法，以中国为例，煎服可以持续千年而“未为大害”，而吸食则在几十年间就“祸国殃民”。
鸦片既属于自然，又属于社会。罂粟由观赏植物演变成食物、药物，再演变成毒物，既是人智征服自然的过程，也是人智滥用被造物的过程。圣经《创世记》中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为那时天地万物中，只有罂粟，没有鸦片、更没有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神只创造了罂粟，是人类自己从罂粟中创造了鸦片、从鸦片中创造了吗啡、又从吗啡中创造了海洛因。
亚当之后，人类的悲剧在于：并非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才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本性是罪人，所以必然会犯罪。如果读者能接受这一前提，就能避免在思考鸦片问题时的因果倒置：并非因为有了鸦片，所以人类才会沉溺；而是因为人类堕落的本性中一直在寻找可以替代神、可以满足自己、诱发沉溺的事或物，所以才造出了鸦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罂粟、甚至也不在于鸦片，而是在于人如羊般容易迷失的本性。没有罂粟，人类也会移情别恋到其它事物，如大麻、如酒、如赌博、如偶像、如金钱、如电脑游戏……整个人类史，就是一部不能自拔的历史。只要人的罪没有被对付掉，不管上帝造了什么或没有造什么，这个世界都不会变得更美好。
误区之二：都怪外国人用武力倾销鸦片？
麦天枢、王先明两位学者在《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引用了英军司令璞鼎查对中方代表耆英说的一段话：
“即使英国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也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假如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中国来……假使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使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中国人民总要设法得到鸦片，而不管英国的法律如何……”（pp.528-529）虽然充满着“侵略有理”的虚伪与专横，谁又能否认他说的符合逻辑与史实？
学术界一般公认，是荷兰人把美洲的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带到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当地的土著把烟草和鸦片混合在一起点火吸食。那时，台湾也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鸦片吸食法很可能由荷兰人传到台湾，再由南洋的华侨带到广州、福建一带。抽鸦片虽非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从西到东，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英美、南亚，直到中国，鸦片终于找到了可以肆虐孳长的温床。
不错，鸦片及其吸食法都是舶来品；不错，鸦片在1796年到1858年间是非法进口品；不错，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贸易；不错，猖獗的鸦片走私贩拥有坚船利炮。从小到大的教科书上都是如此谴责外人，但是，我们是否如此反省过：为什么鸦片流传全世界，而唯有当时的中国独受其害？为什么同样是西方货船上运来的钢琴、棉布、毛呢、刀叉、金属、玻璃、钟表、仪器、书籍以及这些商品背后的西方文明，我们都不屑进口，而偏偏选择鸦片？为什么自雍正而嘉庆而道光，鸦片非但屡禁不止，而且越禁越多？为什么即便在一口通商的闭关国策下，外洋的鸦片仍能畅销全国各地？为什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掉18,197箱又2119袋鸦片的同一年度，仍有约35,000箱的鸦片可以走私到中国，甚至超过了上一年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周宁在他的《鸦片帝国》中，如此总结中国为何在制度与精神上更容易受鸦片的毒害：
“‘因为’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它’，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悲观失望、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p. 46）
另一位大陆学者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也指出，与兴奋类的毒品相比，“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p. 7），抽鸦片的心理体验，类同于庄禅理想的审美自由。东方的狮子要昏睡，自然会笑纳狐狸送来的枕头。
早在英国动用武力之前，鸦片便已泛滥全国。通常情况下，巨大的趸船只消平静地停泊在伶仃洋上，就会有中国的“快蟹”、“扒龙”在光天化日之下聚拢来提货，而远处等着“收规”的正是那些负有巡视稽查之责的中国水师，水师兵将的幕后，还有等着分润的大小官僚，近在粤海关、远至北京内务府。每一次禁烟令，不过是“规费”涨价的新藉口。外商的鸦片之所以卖得快、卖得好，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代理、推广、吸食……神州各地，都有因走私鸦片而自发的新行当（如烟土行、兄弟帮、滚子商）把鸦片分销到各地的大窑口、小窑口、熟膏店、零剪店；烟馆老板不惜为“发蒙客”免费烧烟，拉人下水……坚船利炮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军队，却无法强迫个人消费。
历史证明，即便是由不平等条约保护的五口通商，也只增加了鸦片的进口，未能增加中国人对其它舶来品的消费量。等到鸦片可以在国内合法种植贩运后，人们将会发现中国的查顿与马地臣并不比英国贩子更有道德或民族荣誉感。到了清末民初，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甚至看到，母亲为了牢牢抓住当家权，蓄意让亲生儿女染上烟瘾……
当上帝责问亚当偷吃禁果时，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你所赐给我……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当上帝责问夏娃，夏娃又把责任推给动物：“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思考鸦片这个问题时，是否会犯同样的毛病？抽烟的怪卖烟的，卖烟的怪种烟的，种烟的怪禁烟的，禁烟的怪抽烟的，一圈怪下来，男女老少都染上了毒瘾。行踪被限定在360米长、230米宽的广州十三行内的鸦片贩子再猖獗，也没有神通掏遍18省中国人的荷包；可以说，99%的鸦片都是中国人自己塞进同胞嘴里的。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每一个烟贩，要为自己所经手的每一两鸦片负责；而每一个烟鬼，也都将为自己所吸的每一口烟负责。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早已习惯把自身的落后、贫穷、愚昧、堕落都怪在帝国主义身上，而且仿佛可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怪下去。然而，对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即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民族劣根性，和人类罪恶的本性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21世纪的中国人，虽然不再用烟枪烧烟泡，但仍被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毒品所辖制、捆绑。今天，我们还能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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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自上海，现旅居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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