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诀可能在今天

 

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到了绝处,那种彷徨无助,满肚子伤心怨恨却又有冤无处诉的滋味。

 

 

 

文/梁文博

 

 

 

福出不测

 

感恩节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家团聚、围坐大吃烤火鸡的欢乐假期。但是在我们家中,感恩节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1995年11月22日,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一个阳光普照、温暖如春的下午,我如常地在办公室工作。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传来一个很有威严的男子声音:“我是今天当值的保安护卫主任,现在要通知你一件急事。就是你太太刚被人发现在办公室昏倒地上,原因不详。我们召来911救护车的医疗人员,几经急救后她仍然不醒人事,所以已于半小时前送往离这里最近的Scripps Memorial 医院急诊室,请你立刻前往 。”

那天刚巧是感恩节前一天,虽然只是下午三点,路上已经到处水泄不通。我虽然心急如焚,却是寸步难行,在途中不觉思潮起伏。想起午饭前还跟妻子通过电话,曾谈起如何欢度即将开始的一连四天的假期。只不过相隔几小时,好端端的一个人竟会忽然昏迷不醒!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也无法接受。

一小时后,终于赶到医院急诊室的停车场,却怎么也找不到停车位。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把车子停在一个不会阻塞通道的位置,却不知从哪儿忽然跑来一个警卫员。还好他问明原委,竟在我车前放下一个急诊室病人家属特许临时泊车证!

急步跑进医院大门,终于在急诊室找到一脸苍白的妻子。她很安祥、双目紧闭地躺在病床上,就好像熟睡了一般。赶忙上前喊她的名字,但没有丝毫反应。

一个穿白袍的医生闻声走过来,郑重地跟我说:“我实在很担心你太太的病情,因为电脑扫描的结果,证实了她脑部有血管爆裂,所以现在昏迷不醒。还好她现时心跳和呼吸都尚算规律正常,不过我恐怕她未必可以安全度过今晚。很抱歉她的情况真是很危急,你需要有心理准备。”

这几句平淡的话,却有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骤然逢此巨变,我真不知道怎么可以“做好心理准备”!那医生却很有耐性地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肩头,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了解和怜悯。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沉声问了一句:“那么,我们下一步应当怎办?”

医生略为想了一想才回答:“为安全计,等工作人员稍有空,便会把她从急诊室转移至深切加护病房。我已安排了一位驻院的脑科专家来帮忙,但他正在进行手术,要等他从手术室出来诊断病情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疗程。”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医生才匆匆离开去检查另一位病人。

我坐在妻子的病床旁边,握着她的手,一时百感交集。想起我们在中学时代偶然认识,成为好朋友,继而相爱互定终身。我俩都在香港出生和长大,早年移民加拿大,刚搬来加州只一年多。但两人都有稳定的专业工作,生活还算平顺安乐。

许多的欢笑,几多的眼泪,以及这十多年共同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忽然间都一一浮现在脑海。我们也曾一起奋斗度过不少艰辛的日子,对将来我们更有不少未实现的梦想。我们还未算踏入暮年,上个月妻子的全身健康检查是一切正常,怎会想到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竟要永久的诀别?竟可能就在今天?

忽然想起我们那年仅五岁的女儿,难道她年纪这么小便要失去母亲吗?这个念头蓦然把我带回现实,因为女儿仍在学校,必须在下午六时前接她回来。但是,我又怎可以离开躺在我面前、病危的妻子呢?我生性倔强,一向做事都是“独行侠”作风,从不想劳动其他人。但思前想后,也许这次还是要找人帮忙才是办法。

拿起桌上的电话,先找住在附近的母亲和大哥,却只听到电话留言录音,和长响没有人接听的铃声。再试着找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结果。前后大概打了廿多个电话,竟然都未能联络上任何一个人!

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到了绝处,那种彷徨无助,满肚子伤心怨恨却又有冤无处诉的滋味。望见垂危的妻子,虽属至爱,有如刀割的心充满怜惜,但我又能够做什么才可以帮助她?我一生中确曾遭遇不少挫折失败,但这种孤单、失意和无能为力的伤感,实在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多年来日积月累的那种“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的自信和骄傲,一刹那间竟然完全崩溃。

 

 

无助之境

 

已过了下午五时,却仍找不到任何人帮忙。在激动和没法可想当中,也只好很理智地离开医院,赶往女儿的学校。途中交通仍是很挤迫,但却给了我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个马上便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把这事情,告诉年纪还这么小的女儿?一个五岁大的小女孩,是否可以明白这突然发生的事情?其弱小的心灵,又可以承受多少压力和感情上的创伤?但假如我只是强颜欢笑、好言安慰,让她安心相信妈妈会很快康复如常,那如果这个美丽的谎言一旦破灭,她会谅解和继续信任一个说谎话的爸爸吗?

还好终于在六时前赶到学校,其他小朋友都早已回家,所以女儿和有点等得不耐烦的老师,见我来到都松了一口气。女儿好像预感到情况有点不寻常,上车第一句话就问:“妈妈在哪里?为什么她不来接我?”

我握着她的一双小手,咬紧牙根柔声告诉她:“妈妈突然病倒,现在躺在医院里,希望医生可以医好她。爸爸跟你在一起,大家都要勇敢一点。”女儿哗的一声便大哭起来。我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轻声说:“假如你觉得哭出来会舒服一些,爸爸便陪你一起哭吧。”

我竟然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只好父女俩傻傻地抱头痛哭了好一阵子。实在不忍心也不放心在这时候把女儿交给别人照顾,反正也找不到人帮忙,于是便对女儿说:“我们现在到医院去看妈妈,那儿是不准哭着的小孩子进去的,所以到了医院你便不要再哭,好吗?”

女儿没有答应,一路上仍是哭哭啼啼。但车子一转入医院的大门,便见她一脸坚决地擦干眼泪,很认真地四处留意,要帮我找停车位。隐约感觉到女儿好像在这数十分钟内,忽然长大了两三岁,心中不觉一恸。

妻子终于搬入深切加护病房,情况未有改变。脑科专家却仍未见从手术室中出来。我们待在等候室中苦候,女儿勉强吃了一块她平时最喜爱的苹果派作晚餐后,终于也累得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睡着了。

就在这等待的时刻中,心中突然有极强烈的一种冲动,觉得很想祈祷。虽然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便跟他们每星期日上教堂,中学时也在天主教学校就读,我却从未信奉过任何宗教。还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曾很认真地追寻和钻研各种宗教和哲学思想。多年来也多少因接触到许多教会内的虚伪、腐败和明争暗斗,而对宗教信心尽失。也许很多宗教都导人向善,但根本不能很科学化、有系统地去证明,确有一位唯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存在。更不明白,若真有大能公义仁慈的神,又何以每天都有这么多悲惨残酷的事情,在世上那么多的角落不停地发生?

后来我这种追求真理的纯真,也渐渐地在忙碌的工作,对人和社会的失望,与倔强的自信和骄傲中烟消云散。其后最狂妄自大的结论,就是宗教只不过是弱者紧抓住的拐杖,我并无此需要。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争取。故此我虽不去存心害人,却也很少关心别人,只在四周筑起保护的围墙,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对于一个差不多二十年没有祈祷的人来说,忽然感到这么强烈想祷告,实在很难解释。大概在困难绝境当中,打碎了骄傲自大之余,心中仍是希望,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说不定可以帮妻子绝处逢生。

在那恳切的祈祷中,我真的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两人多年来的过犯,希望神除了宽恕我们以外,也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再在一起,过悔改后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

祷告后,忽然间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平安和释放。同时,心中也有一个新的强烈的感觉,好像知道妻子最终必能安然度过这个难关,这第二次机会,神已经应允了给我们这个家庭。

 

 

一线曙光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绿色手术袍的医生走过来,说已检查过妻子的病情,要我先签署他手上的手术授权书,让他马上做一个小手术,减缓她脑部所受的压力,使她有机会可以醒转。也不知哪里来的信心,我没有再追问什么,便很快签好授权书。那医生也不多费时间,转身便走。他再出现时,已是一小时后。他气定神闲地拉了一把椅子在我面前坐下,也用了解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我们父女两人。

我直截了当地追问妻子的病情到底怎样,下一步又应怎样做。他想了一想,便用很肯定和平淡的语气说:“刚才的小手术,已经成功地把病人脑部的压力舒缓,血管爆裂时,她也没有失血太多。我已用药物把她的血压减低到正常人的一半左右,以避免血管再爆裂,一切能为她做的都已经做了。她的情况暂时尚算稳定。现在只能等她自己从昏迷中醒过来,才可以进一步查清楚爆裂的血管在什么位置,希望可以修补。”

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我知道你很担心,但我必须让你明白实情,也不能让你有不切实际的过度乐观。这样子脑部血管爆裂的病人,有三分之一在事发数分钟内便死亡;也有三分之一的生不如死,成了植物人,永远昏迷不醒;其实这三分之二的病人都不会有痛苦,从某个角度来看还算是幸运的。余下的三分之一虽然醒过来,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永久损伤和残障,例如失去手脚活动的能力,又或者影响到视力、听觉、甚至理解思考和记忆力。”

情况实在不乐观。妻子要醒转过来,可能只要等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一年半载?也可能永远也不会苏醒!康复的进展和结果,根本是没有人可以预知的。只是明白到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康复仍是漫漫长路,仍是一场经年累月的持久战。

但我心中仍然觉得很平安,所以竟然问了一个好像很傻的问题:“那么,以你所知,到底有没有病人可以完全康复过来的?”足足有两分钟的沉默,医生才很审慎地回答:“我不想让你有过高的希望。以我多年的经验,如果能够照顾自己每天基本的起居饮食、过正常人的生活,便算是完全康复的话,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但若要求回复到跟发病前一样,却恐怕万中无一,至少在众多的病人中我尚未见过。”

百分之五的机会虽然渺茫,却仍是绝望中的一线曙光。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希望和力量,心中竟有极强的信念,相信妻子必定会完全康复。这当然不是很理性的结论,但自从祷告后,那种莫名的平安,的确是那么真实,只记着一切都在无所不能的神的掌握中,跟初时那种孤单无助的滋味真是截然不同。

医生走后,便匆匆把女儿送回家中,并安排好母亲过来帮忙照顾。当我赶回到妻子的病床前,开始这漫长的守候时,已接近午夜时分。虽然前途未卜,但经过了这难忘的一天,心中隐约感到生命中的明天,想必跟以往会有很大的分别,却未知到底会变成怎样。

守候在妻子病床前的时间过得很慢,但却给我一个很难得的静坐沉思的机会。回忆起生命中一幕幕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也会思前想后,问一些“如果以前怎样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今天又可能会有怎样的分别”这一类没有答案的傻问题。也会抚心自问:“为什么妻子落得眼前的光景?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和爱护她吗?”

我握着妻子的手,重复又重复地在她耳边细诉,提醒她丈夫和女儿都全力支持她,希望她可以马上苏醒过来。也请她尝试用一些简单指定的小动作,例如动一动姆指来回应,让我知道她能够听懂。此外也不断地祷告,祈求她可以醒来和完全康复。这一种特别的等待和盼望的心情,是我生平从未经历过的。最奇妙的就是心中仍然很平安,也很真实地感觉到,大能的神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假以时日,妻子一定会完全康复过来。

 

 

绝处逢生

 

终于在昏迷了二十六个小时后,妻子逐渐苏醒过来。初时只能动动手指,继而可以张开眼睛认得人,也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例如抱怨头很痛等。跟著作了详细的扫描检查,找到了头部血管爆裂的位置。医生诊断后,也认为有机会在不进一步伤及脑部的情形下,动手术把破裂的血管修补。此外也证实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都大致正常,例如听觉、视觉及手脚的知觉和活动等,都应该没有受到太大损伤。

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的脑部外科手术,医生终于首次露出一丝笑容,宣布血管的破口已经修好。不过,他也谨慎地提醒我,脑部手术后的各种致命的并发诊,仍然有可能随时发生,大概要等过了七天后才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都是大好的消息,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妻子已很幸运地成为那三分之一有机会复原的人。在跟着来的几星期中,妻子的康复过程极其迂回曲折,我的心情也有如过山车一般时高时低。其中包括因医疗保险的限制,病人未能离开深切加护病房便要转换医院和医生。也经历过在脑膜炎感染下一百零五度的发高烧,以及对许多药物都有强烈的过敏反应。更令人担心的,是短暂失去了记忆功能,亦即刚发生的事情都没法记住,同一个问题十分钟便忘了答案,又重复再问一次,但是,她都一一走过来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有几位已信主的朋友,在闻讯后分别在所属的教会和团契中发动祈祷网。这一群大部份素末谋面的弟兄姊妹,人数几达五百人,每天廿四小时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为我妻子的康复恒切祷告。这种爱心关怀,实在使我们万分感动,却始终未有机会一一致谢。

在1995年除夕的大清早,妻子终于获准出院回家,刚好赶得及过新年。最难忘的一幕,是看见她坚决不要别人扶持,自己站起来慢慢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经过了一年多的休养后,妻子大致恢复到与病前没有多大分别,没有任何残障,也有能力如往常一般担负专业的工作。

我很清楚知道,我们实在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听祷告的神,因为恩典慈爱,竟然真真实实地应允了我的祷告,赐给我们一家人宝贵的第二次机会。经过了这个生命中的插曲,我们的人生观有所改变。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无常,更懂得爱惜每一天的生活,也认真希望可以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寻和学习后,终于在1997年春,妻子和我两人正式受洗。每年的感恩节,亦成为我家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现居美国加州圣地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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