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文化的神圣性在哪里

 

 

 

文/远志明

 

 

 

正本清源

 

据我所知,赵先生还不是基督徒,也没有接触过民间教会。只是依据历史与文化的宏观省察,只是从事实出发,他发现了神圣文化对于人类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价值。这是一篇冷静、旁观、诚恳的文章,出自一个无神论学者之手,委实令人深思。

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控制,使国人所接受的人文知识大受限制和歪曲,正本清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怀疑一下自己以往的信息积累、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的可靠性。开放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思想对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知识的诈传与偏见已先后暴露了,对基督教文明的歪曲和敌意却藉着民族主义情结延续至今。不仅广大人民,领导阶层也没有机会认识基督教信仰的真相。时值精神道德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上下不少人都希冀儒家文化的复兴,赵先生却断然将儒家归于世俗一类,大声疾呼神圣文化的拯救,不独当头棒喝,亦是为基督教信仰的正本清源发了先声。

 

 

历史方舟

 

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文化的肯定,与家庭教会的蓬勃发展,迄今似乎仍是两股格格不入的潮流。然而历史已将他们溶为一炉了。经过驱逐外国传教士、压制教会和迫害信徒,四十多年来大陆基督徒从二百多万到几千万,至今仍在苦难中发展着。在北美和东南亚,历史造就了比例很高的华人基督徒,今天又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学人受洗信神。以更广的视野来看,基督教信仰从欧洲东移到北美,现正继续向亚洲东移。此时此刻,中国大陆出现对基督教文化的热心研究与呼吁,岂是偶然的巧合呢?不管一个学者或一个家庭教会成员,怎样珍惜和强调自己的独立与超然,他都是巨大的历史方舟中的寄客,与其他寄客一起感受着滚滚洪流的激荡。若上帝正在抚摸中国,那么或是知识分子智叟般的“神圣文化”引进,或是家庭教会婴孩般的嚎啕与歌咏;或者你高擎着理性去论证神圣文化,或者他沉湎于信仰而活出神圣文化来,都是出自上帝的手。

 

 

神圣之源

 

像赵先生这样宏观又旁观地分析神圣文化的价值功用,有利有弊。利在易于信服,因为摆事实讲道理;弊在难于实行,因为没有触及事实发生的原因。比如,说基督徒之爱盛行两千年之久,而儒家之爱则有所不能行,这诚然是事实,只是为什么如此,需要解析清楚。赵先生给出的答案,“基督教以神圣的名义,奉行价值标准的绝对性、普遍性”,仍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而非神圣文化之动力发生机制的解析。真正的问题是:神圣文化的神圣性(由此导致绝对性、普遍性)在哪里?神圣文化何以为神圣?

 

 

神圣文化与神

 

也许在大陆难于启口,神圣文化的奥秘其实很简单,就是“有神”。没有神,哪里来的神圣性呢?或将人当神圣,我们有毛泽东时代为鉴。以科学理性或物质为神圣,现代世俗文化便是了。或靠“未来的人文科学确立过去靠宗教信仰才能遵从的价值规范的绝对权威”,然而这恐怕只是一种乐观的愿望;事实上,正是由于人文科学无法避免的相对性,神圣的信仰才显出其无与伦比的绝对价值。

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无神论的世界观作为现代世俗主义文化的基石,是导致道德败坏的深刻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好:“如果没有上帝,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反之,有神论的世界观奠定了道德人格的底线:由于敬畏和挚爱又真又活的神,便能规避世人难以规避的诱惑,便能行出世人难以行出的良善。因为对于信徒来说,神的圣善之灵无时无处不与他同在,护佑他也管教他,这就比一切写在书本、来自伟人或源于传统的道德诫命更有力地保证了信徒的人格操守。一些不知内情的局外人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果效,常常归于诸如“十诫”的绝对命令。其实,“十诫”并没有阻止以色列人的犯罪,正如毛泽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绝对命令也无法阻止共产党人的蜕变一样。真正的信仰是对活着的神的信仰,不是对书本理论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经历,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人心随时的管理、引导和祝福,而不是人将一些上好的诫命背下来持守修练。

 

 

神圣文化与神迹

 

随之而来的另一点是:神圣文化离不开神迹。

假如神的存在仅仅是一种理论推定,或者如唯物史观所言,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产物──赵先生似乎没有摆脱这种影响──那么,这位“神”就没有真实、绝对的权威性,除非我们假定信仰上的自欺欺人是可以靠得住的。那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心中都表明自己是神的,便是真神;也只有以超人的神力表明其大能与大善的,才会被信仰者接受为生命之主。基督教两千年来的强大生命力,是建立在耶稣降世传道、死而复活这个真实的历史神迹之上,亦离不开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徒的苦难与祝福中的不断彰显。今天来看,由一个卑贱软弱屈辱、出生在马槽、没上过学堂、33岁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木匠之子,带来了改变世界历史、涤荡人类灵魂的基督教文明,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大神迹吗?

真正维系着基督徒的虔诚信仰的,绝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天衣无缝、自圆其说(实际上基督教内理论纷争的严重绝不亚于世俗界),乃是活生生从古至今的神迹。你可以查访任何一个信徒,不管他是乡野农夫或大学教授,都可以向你见证上帝的信实与慈爱,犹如历数家父的管教与抚养一样,历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这种现象本身就称得上神迹了。神圣文化的神圣性,就是奠立在亿万个这样的神迹上。

 

 

神圣文化与基督徒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有其活生生的载体。世俗文化的世俗性,和神圣文化的神圣性,都是由其载体活出来,而非由理论家杜撰出来的。神圣文化的载体就是亿万追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世俗文化的载体则是亿万追求世俗目标的世人。

许多朋友敬慕基督教文明的历史成就和道德功能,却轻视教会和里面的痴男痴女们,尤其看不上家庭教会里那些“没文化”者。殊不知离了他们,还有什么基督教文明可言呢?只是神学理论吗?纯正的神学理论总是与耶稣信徒们的信仰实践水乳交融血肉共躯的,否则,像自由派神学,只能导致对基督教之神圣性的严重破坏。

的确,当人们欣赏天上的彩虹时,往往是想不起那些以身映现和承载着彩虹的水分子的。当人们想到神是光源,人们是否也应思想谁是神光的映现承载者呢?当人们手指彩虹说:看哪,多么美!人们是否在鄙视那些看起来浑浑沌沌、暗淡无华的云雾呢?当人们为神圣文化的彩虹催生时,自己是否甘愿作一个雾气潮潮中的水分子呢?

 

 

神圣文化与灵魂

 

人们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对神圣文化的功能作理性的分析;但神圣文化本身的神圣性,表现在其载体广大信徒身上,是以灵性为根基的。灵魂的苏醒导致生命的投入与融合,而理性的信服至多导致明智的选择与持守。

古往今来,传达道德命令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训诫型,如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和犹太教的“十诫”等,它要求人们认同、记住并克己恪守。二是智慧型,如禅宗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传道书》“万事都有定时”等,它要求人了悟、悦服而自求超越。三是榜样型,如共产党号召学雷锋、焦裕禄等,先使你感动、敬慕尔后效法模仿。此三者,均是借助于人的感性和理性,使道德命令生效。

基督教信仰包含了此三者,又超过此三者,是信徒的心灵重生,可称为“生命型”:神圣的信仰改变了你的生命,又真又活、全善全能的神进入并主宰你的生命;不仅有来自耶稣的训诫、智慧和榜样,更重要的,圣灵是你随时的引导、管教和帮助,是你生命的呼吸,是你活着的境界。所以基督徒的善与爱,不是在苦守诫命,不是出于明智,也不是刻意模仿,而应当说:这就是我,一个新造、重生的我,我的真实生命的自然流露。

 

 

理性的宗教

 

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但不是靠理性的论证建立起来、发生果效的。这并不矛盾。情侣互爱是合理的,却不是靠理性的分析建立和维系的。

对基督教信仰作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最大的误区是忽略其超理性、即属灵的内核,误视为一套理论,一个逻辑体系。这显然源于人类原本有限的理性能力在不知不觉中的习惯性自以为是。这常常导致我们在强调神圣文化的价值功能时,却对其源头(神的存在)、基石(耶稣神迹)、载体(基督徒与教会)、发生(灵魂的拯救)大为忽略,甚至蔑视。

我注意到赵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基督教哲学”时,说理性与信仰常常要调和与平衡才站得住。在理论上,在哲学家与神学家的争论中确实如此。但在实践上,使广大信徒成为神的儿女、活出新生命的,完全是神而不是神学,完全是神的灵而不是人的理。请注意,正是这些不究学理、虔诚膜拜的信徒,活生生地展现了赵先生以哲学家的眼光羡慕和提倡的神圣道德。顺便说一句,基督教哲学只有真正关注自己的对象(基督教的源头、基石、载体和发生发展机制),而不是专注于本身的分歧与争论时,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知识就是力量吗?

 

相信人类的知识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是古今各类人文主义者的乐观所在。人们喜欢引用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却不知道培根还说过:浮浅的知识使人倾向于无神论,一种人所设想的真理。然而继续深入地探究,就会使人的精神皈依宗教。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使人的理性接受天国的奥秘。因为由感官而来的知识,像由感官而来的科学一样,在这里是没有用处的。感官犹如太阳,展示了大地的面貌,却遮盖了天国的情况。我们必须服从神圣的规律,尽管我们的意志暗中抱怨反对;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命令,虽然我们的理性对此感到震惊(梯利《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24-25页)。

但愿追求知识的人们,能够追出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藩篱,以便接近那位无限、绝对的自在者。祂不单是日益败坏的后现代社会的盼望,真正重要的,祂是每一个个体灵魂的拯救。祂的拯救不需要借助人的科学与理性,也不需要摧毁人的科学与理性。祂的拯救恰恰是要使科学、理性、道德、生命以及人的一切,沐浴在神圣之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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