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
95岁高龄的刘德伟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名为《一粒珍珠的故事》。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海与桑田、苦难与幸福之后，刘德伟这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仍然保持着一颗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她彷佛是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一颗由千万滴泪水凝结而成的珍珠，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
她的一生，是多灾多难、崎岖蜿蜒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而她那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生命，亦足以证明中国女性之伟大。
在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刘德伟出生了。她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县长，后来在军队任少将军法官。他们的家庭清贫而俭朴，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念书。刘德伟是靠武汉圣公会的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学英文文学的学业。
刘德伟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先后在汉口圣约翰女子中学、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许多欧美基督徒，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服务。与这些老师朝夕相处，老师的品格与言行让她深受感染。
在教会学校，刘德伟很早便接触到了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中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给了她生命、希望和快乐。她在17岁的时候便领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让刘德伟终生受用。比如，学校要求学生绝对诚实，还要掌握职业技能，能从事社会服务。圣诞节的时候，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准备礼物，不仅彼此相送，更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司徒雷登的学生
当刘德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成为校园里一朵灿烂绽放的花朵。当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之时，众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萧干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刘德伟所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北大校园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即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告诉她，中国的大学应当教育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司徒雷登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而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为了体现这种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具有装饰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的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这些建筑和园林设计，至今仍然让北大师生引以为荣。
在司徒雷登与刘德伟的对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深沉而真挚的爱。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因此司徒雷注销生在杭州，并一生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美国人”。他后来亦成为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把大半生奉献给了“第二故乡”的中国。日本侵华期间，他更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放。
后来，司徒雷注销任美国驻华大使。可惜的是，“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并且，因为毛泽东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他于1962年病逝，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京大学。不过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以上参见维基百科）。
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刘德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精英分子。
黑暗中闪烁的光
在刘德伟的一生中，有两件事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件事情是：1938年夏天，她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这次机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抗战，为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的祖国，争取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刘德伟这次风尘仆仆的巡回演讲，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间外交了。当时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见到中国人，即便见到，也大都是在当地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穷人阶层。而刘德伟那照人风采，犹如一粒明珠，倾倒了无数民众。
刘德伟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指出，美国95%的丝是从日本进口的，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而这七颗子弹是用来杀害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就在演讲的会场上，许多美国女士当场脱下丝袜，宣告：“我们今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
第二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她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在抗战胜利之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负责人，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孤儿。她在同仁的帮助下，开展了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推动了托儿所事业，出版了《儿童与社会》刊物，还开办了“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等。她放弃了许多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机会，投身于这份不仅收入极低，而且杂务多如牛毛的事业。
她的选择，大概是今天某些热衷于回国捞钱和捞权的“后辈海龟”们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是耶稣，给她爱和力量，让她不畏艰辛，深入贫民窟，给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江河般源源不断的爱，在黑暗中闪烁出信仰的光芒。
走过凄风与苦雨
刘德伟的丈夫向景云，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担任高官。1949年政权交替之时，他们夫妇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服务民众。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工作认真、不留情面的刘德伟，便成为上海民政局系统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之一。此后长达21年的时间里，刘德伟失去了公职、工作、户口以及其他的公民权，成为“贱民”和“黑人”。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来临，她已经68岁了。这中间最能施展才华的宝贵岁月，在人为制造的困厄和恐惧中被白白浪费掉了──犹如一粒美丽的珍珠，被扔进深深的泥潭之中。
1958年冬，刘德伟被流放到偏僻的西北地区“劳动改造”。向景云拒绝与妻子离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贬到云南昆明做资料翻译工作，从此被迫告别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一位本来在学术上具有深厚潜力的优秀学者，就这样为坚贞的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又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多少家庭崩溃了，这个家庭却经历住了风雨，最终，见到了彩虹！
刘德伟在甘肃定西县的村子里“劳动改造”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国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1961年，村里的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饿死。50岁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婴儿。十几岁的儿童与成年人仍然在田里工作，但是他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已经肿到抓不住农具了。”
今天，仍有许多学者、名流，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他们不妨读读刘德伟书中记载的一段让人心碎的对话：有一天，一个六岁的孩子死了。田里有人问：“为什么死的？”回答他的人想了一下，才说：“还不是那个‘老病’呀！”。在乡下，“老病”就是饥饿的代名词。
“老病”这个代名词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创造力和忍耐力，可谓举世无双。“而田里所有的人突然冲破了沈闷的空气，同声悲惨地哈哈大笑”，这笑声更比所有的泪水和哀哭还要沈痛。
村子里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刘德伟也亲眼目睹一些企图逃往苏联求生的农民在半路上饿死。而她本人，是靠着丈夫和上海亲人寄来的粮票，才得以死里逃生。
三年之后，刘德伟终于被获准到昆明与丈夫团聚，她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被安排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然而，苦难远远没有结束。五年之后，文革爆发，刘德伟和丈夫再次被残酷迫害。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她被打断三根肋骨。由于下肢经常被踢，腰部以下全部淤血，两条腿变成黑色。
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刘德伟多次自杀。她尝试过吞碎玻璃、瓶塞和铁锯条等，但最后都未能“成功”。她知道她的信仰明确反对自杀，但她软弱了，她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实在已经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
她多次自杀未能成功，应该可以看作是上帝在她身上显示的神迹吧？因为一旦自杀成功，便意味着被黑暗势力征服和摧毁。而活下去，本身就是黑暗时代里光明的见证。
永远美丽的珍珠
暴力可以使得一粒珍珠失去其瑰丽的光泽，却不能将珍珠变成淤泥。
在一个悲剧性的时代中，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名无私的社会工作者、一名热爱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真理和良心，是何其艰难。但刘德伟女士做到了，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她虽然没有像林昭那样以生命来殉道，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信仰散发出了持久的馨香。
1993年，年老的刘德伟，被女儿、女婿，接到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居住。在参加当地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的长乐老人会的活动时，她积极组织发起了“崇爱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云南贫困山区，武定县东坡乡的贫困学生，完成基础教育。
刘德伟老人自告奋勇，担任该基金会驻云南代表兼执行委员会文书。199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基金会，通过当地的教会和学校系统，先后帮助贫困儿童达662人次。尽管这只是杯水车薪，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刘德伟老人在自传的最后一页中，深情地写道，她的一生直到老年，都还在“取”，她对苦难和挫折没有任何的怨恨及愤怒。她说还要更努力地做帮助贫困儿童的工作，让自己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
她说：“我在精神财富方面，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谢不尽。我祷告，祈求天上的父，赐给我更好的健康、智慧与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工作。”
好一颗历尽磨难仍然持有的赤子之心，好一颗永远美丽的珍珠。让我们祝福刘德伟老人健康长寿。
作者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他的许多作品在中国引起相当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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