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不存,德将焉附?──关于“道”与“德”的思考

 

文/林亚光

 

礼仪之邦的尴尬

 

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儒家追求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境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道德理想国。

儒家学说里有一整套伦理道德教旨。中华历史上道德家之多、道德说教之盛行,世上无任何民族能望其项背。不论是孔子还是其他的儒学代表人物,都是言不离礼义廉耻、行不忘品德教育的道德家。

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更与政权相结合,从此统治者不仅掌有政治极权,而且当然地握有了真理和道德的话语霸权。

这不仅导致思想舆论大一统,也使中国成为惯用权力推行道德的国家。历代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学士,把“修身”即品德修养,置于天下大事之首,为仁义道德奔走呼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回顾历史,不仅道德理想国一天也未曾实现,每一代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感叹“道德沦丧”、“今不如昔”,许多时候,道德还沦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就写过:“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到现代,道德备受重视却命乖运蹇的情势依然如故。蒋介石全力调军遣将的同时,还推行“新生活运动”。毛泽东时代一面狠抓阶级斗争,一面掀起学雷锋热潮。即使在狂热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文革”中,也竭力推行“老三篇,天天学”,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运动。但结果是“雷锋叔叔不见了”的感叹。

提倡经济为中心后,随即出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于是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作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成立各级精神文明委员会,掀起“五讲四美”运动,在学校开设“德育课”。

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提出“以德治国”,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品德教育的座谈会、“首长讲话”、宣传活动、长短论文,及各种方案、图书,蜂涌而至。

这一切,不能说没有任何效果,但客观地看,无论官与民的道德面貌,都不容乐观。道德滑坡,似乎在加速度进行。连一向被誉为学术殿堂和象牙塔的高等学府,也不断传出令人吃惊的道德丑闻。

这是品德教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尴尬局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道”之不存,“德”将焉附?

现在人们说“道德”。通常指的只是“德”。而“道德”本是由“道”与“德”二词组成的复合词。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主要都属“德”的范畴。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把“仁”或“礼”看作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忽略了更重要的命题:“道”。

其实孔子最看重、最敬畏、一生梦寐以求的,恰恰是道。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的孔子,没能看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局面,悲叹“大道既隐”,但他始终将“道”视为最高理想。

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即道是第一位的。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宣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把“道”看得比维持生命的吃饭赚钱还重要。孔子更有一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均见《论语》)

但孔子一生求道,却未能识道得道。因为春秋以后,敬畏天道的传统中断,充斥大地的是尔虞我诈,血腥屠杀。孔子为此忧心如焚,奔波求“道”既不可得,便只有在“德”上,在仁、义、礼、智、信上下功夫了。

相传孔子曾向老子求教。老子对“道”有较深的探索,一部《道德经》可分为“道经”和“德经”,而中心都是讲“道”。老子说:“大道泛也,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道者万物之奥”,“衣养万物”,“为天下母”,认为道是万物之源,养育万物。

因此他“惟道是从”。他认为离开“道”,任何最动听的东西,包括德行、圣智、仁义等等,都会无所本,而失去庇荫,迷失方向,导致假冒伪善。老子彷佛专门针对孔子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均见《道德经》)

不过老子的语言较晦涩。他自己对道,也“惚兮恍兮”、“昏昏然”,有点难以说清。加上汉语中,“道”又是复杂的多义词,所以迄今人们对《道德经》及“道”,仍争论不休。

 

光明与美德之源

 

最确切无误又异常深刻地阐明“道”的,是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1-4、9)

圣经一下使几千年来关于“道”的纷争豁然开朗。中国人常说“天机不可泄露”,这是神秘主义者无法解释天道和生命时的遁词。圣经则明确详尽地将“天机”透露给世人了:

首先,“道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道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其次,这道是生命之源,造物之主。同时,这道是光明之源,也是人的一切美德之源。

显然,离开道,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成了“残暴的狼”身上披着的“羊皮”(参见《马太福音》7:15)。“道”既是人和万物的生命本源,因此所涉及的,是人的生命的由来、方向、目的、信仰、道路。

而“德”,则指人在社会中,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包含内心(善恶、是非等),和外表(行为、礼仪等)两方面。

一个人要是连生命由来、终极去向这些真理都不明确或不正确,他有何是非善恶可言呢?即使能“分别善恶”,又有什么用呢?外在表现再好有什么意义呢?就如走路越快,如果方向错了,只会离目的越远。

其实,圣经一开始就写明:人背离了神(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堕落了,成为罪人。可见,离开“道”而求“德”,舍本逐末,根本错了,“道德滑坡”是必然。

一切品德教育旨在扬善克恶,即克服种种无德、缺德、无情无义的罪恶。但正如圣经揭露,人背离神而堕落后,内心充满诡诈,“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1:29-31)

这些罪深入骨髓,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历世历代的立德驱罪方案,不管体系多么完备、设想多么美好,都是人的设计。而设计者作为人,都是罪人。罪人离开了神,无论如何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恶的深渊,正如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万丈深渊,病入膏肓的人无法自我康复一样。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假若没有神,我还有什么坏事不能做呢?即使下决心从善,也无能为力,正如保罗所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罗马书》7:18-19)

试想那些大力推行品德教育却脱离神道的人,本身有几个真正实行了自己倡导的仁义道德,堪称道德楷模的呢?他们既救不了自己,又怎能寄望来救人济世、治国平天下呢?

只有神道之光,才能驱逐黑暗。只有道的江河之水,才能荡涤我们的污垢,使我们脱离无德、缺德的罪恶境地。

 

 “信”与“爱”,重中之重

 

“道”是重要的,没有道就没有一切。但这决不是说“德”可有可无。相反,圣经非常重视德,反复教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2:22)。“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21)圣经亦明确地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12:14)

道是生命之光,美善之源。要能使罪人称义成圣,关键在于能否将我们的生命,与圣洁的神(道)密切连结。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是“信”和“爱”──信神和爱神爱人。这也是提升品德的关键。

“信”好像一个管道,使我们的生命接通神的江河之水,从而获得生命活水和圣洁的德的活水;“爱”,则是江河本身,也是圣洁的品德本身,是所有品德和生命活水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质量。这也是滴水归入大海从而生命永不枯竭,有限的人生进入无限的奥秘所在。

上帝创世时,本已将圣洁的灵安放于人的心中,只是由于人在撒但(蛇)的引诱下背叛神,罪恶才进入了人,人也就无义可言,无德可行了。

神爱世人,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以十字架上受难担当了人的罪,实行赦免救赎。他用宝血洗清人的罪,使一切信他的人能脱离魔鬼,而得救、重生、称义、成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因此圣经说:“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2:13)“信”,是称义成圣的决定性条件。

信神不是像信某一科学公式那样,冷冰冰、纯“客观”地信,而是燃烧着心灵渴慕和喜悦激情的信。这就涉及了爱,即爱神、爱人。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耶稣对门徒极少发号施令,唯独在爱的问题上,他发出了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约翰一书》4:21“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彼得后书》1:7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因此,爱神爱人,是提升品德的第一要旨。

 

如何实践于生命?

 

“信”和“爱”之于我们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实践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呢?

信与爱都不是盲目的迷信或痴情。要信神爱神,首先,必须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17:3),即认识上帝是创世造人的唯一的又真又活的神。除了三位一体的神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神存在。其他所谓“神”,或只是先知,或是偶像,或是魔鬼的伪装和变相。

要认识神,还须时时学习圣经,了解神的话语,领悟神的旨意;经常向神祷告,与神沟通,时时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布书》4:8)这样信和爱就有牢固的基础。

第二,要把信与爱始终聚焦于耶稣基督。“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2:1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不借着耶稣,一切品德的提升也都无从谈起。

第三,不断体验神的公义、圣洁等品德特性。特别要怀着感恩的情怀,时时感悟耶稣十架受难的伟大恩典,学习和仿效神的大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得到一样免费的东西,不论一盒饭、一本书,甚至一杯水,都往往喜不自胜,要说声“谢谢”﹗那么,面对神不但白白地将生命赐给我们,而且当我们背叛、堕落时,仍然那样爱我们,甚至为救我们脱离罪恶而牺牲他的独生子,使我们“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4),我们怎能不对神满怀感恩之心?怎么会没有千条、万条理由渴望倾听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认罪悔改,并效法神成为慈爱、公义、圣洁的呢?“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1:15)

“神就是爱。”(《约翰一书》4:8)在《哥林多前书》13:4-8对此有着经典描述。这种爱不同于狭义的人间情爱,也不是功利之爱,而是与仁慈、谦卑、宽容、温柔、无私、忍耐、良善、信实紧密结合的属天之爱。

天地会废除,这样的爱“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8)。圣经称这种爱是“最妙的道”(《哥林多前书》12:31),这样的爱是基督之爱,圣洁的化身。效法这样的爱,就能抵抗各种邪恶,逐渐接近最高的品德境界。

 

历史的两面镜子

 

20世纪初的中国,有件事发人深省:先后成立的国共两党,其创始人孙中山和陈独秀,不约而同地都认定,改造中国必先革心,而革心有赖于基督教和耶稣精神。孙中山提出:“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注1),故须以基督之“神道而入治道”(注2)、“以耶稣之心为心”(注3)。

他还宣告,他一家都是基督徒,临终留下遗训:“我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了40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注4)

陈独秀并非信徒,但他也盛赞耶稣是“贫穷者的福音”,是“爱的号角”,是西方文明的“主动力”。他说:“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主张用耶稣精神改造中国社会的冷酷和黑暗,来补救中国文化“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注5)。

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否定了。与神道的隔绝,也就预示着美善的道德失却了源头。这是一面中国历史的镜子。

另一面镜子是,基督教成为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因此,西方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认识基督信仰是真正认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的根本。基督信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各个层面上影响西方社会,从而成为其文明的基础。平等、自由、法治、选举、权力制衡和监督等政治观念和体制,都来自基督教和基督精神。

从心灵和道德层面上言,基督信仰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引领人们去明确生命的意义,是人们心灵最稳固的家园,亦为社会提供了无限的道德资源和共同的价值标准。

以美国为例,据盖洛普组织调查,过去50年中,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率,从未低于90%。1996高达96%。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许多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

而“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宗教道德基础,美国才得以在各种背景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社会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凝聚力……”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并非美国在物质方面的强大,而是他们丰富坚实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发挥着抵制邪恶、维护伦理、呼吁良知、凝聚社会的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则把教会称为“公民美德的孵化器”(注6)。

当然,美国社会也流行各种邪恶,但这正是背离基督神道的结果。然而平心而论,美国人的道德面貌和社会公德,总体是良好的。

特别引人深思的是,中国的许多道德理想,如助人为乐、诚信待人、谦让宽容、好事不留名、文明礼貌等等,大张旗鼓地推行多年,却收效甚微,但在美国却成为普遍风尚,虽然美国从不宣传这些。

我对此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亲身接触基督徒和教会,才了解是基督神道在潜移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可见,是信与爱,引导人们逐渐接近圣洁,接近天国。

 

注:

  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76页。
  2. 《中国基督教史纲》,264页。
  3. 《孙中山自历明证》,张亦镜编,上海美华浸会印书局,7页。
  4. 《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5. 参见《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来自四川重庆,西洋文学教授,现住华盛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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