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戒》中的英雄(下)

 

 

 

 

文╱小灶

 

 

 

(续上期)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你可以把偶然讲成恩典好了──时势造英雄,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若没有他们本身的坚持,也就没有最后的故事。这难道没有意志的因素在里面吗?

是的,从个人必须参与其中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同意,个人意志的参与也是重要的。(否则我们前面关于品质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否定的,是个人自我决定、自主式的意志,即否定的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我们可以以弗罗多为例:

一是在电影《魔戒远征队》的结尾部分。当弗罗多挣扎着是否要选择离开众人、单独前行时,他回忆起甘道夫的话,于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显然是英雄式的。第二个场景发生在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的下半段。当弗罗多暂时击退了索伦和咕噜,精疲力竭,又因发现自己冤枉了山姆,身心交困地摔在地上的时候,精灵女王的话再次让他站了起来。这当然也是英雄式的。然而,如果把这两个场景,单单理解为小学作文中类似“想起了雷锋叔叔的话”,就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关注的不是回忆这种形式,事实上这种形式是杰克森的大众化版本,托尔金在小说中的处理要复杂和细腻得多──我们要关注的是所回忆的内容。更具体地说,甘道夫和精灵女王各自对弗罗多所说的一句话。

甘道夫说的是:“所有那些活着看到这种时刻的人,都这么期望。但这不由他们来决定。你所能决定的只是,如何来处理这段赐予你的时间。”精灵女王说的是:“这任务是被指定给你的,夏尔的弗罗多。如果你不能办到,就没有人能了。”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经典基督教神学问题,即上帝的主权预定与人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托尔金给我们的答案是:人的选择不仅不因上帝的预定而消失,而且恰恰相反,人之所以能选择,正是由于上帝主权的预定(正因为上帝定了你所处的时间,所以你需要对它做出正确的选择)。更进一步,正因为上帝主权的预定,人的选择变得有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英雄式的(正因为上帝指定了你,所以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你的正确选择价值非常)。

换句话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使命,这使命乃来自神圣。而弗罗多的忠诚,无非就是对这来自上面的使命的顺服。而他对上面的顺服和忠诚,当体现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就变成守诺、诚信。换句话说,弗罗多像基督徒一样,当把支点放在那位至高者那里的时候,在垂直层面的顺服,就成为在水平层面的忠诚和诚信。

进一步地说,正因为弗罗多的使命来自上面,就与人们平时所说的使命有根本的不同,具有一种超越的本质;或者说,弗罗多的使命感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因而本质上拒绝自主式的自我认定。

最后,正因为这种使命来自上面,来自神圣的预定而非擅自的攫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恩典,而非意志(特别是“我偏要如此”的意志)的决定。归根结底,弗罗多是被“召”,而非毛遂自荐式地出来完成一项特殊使命。而他的坚持,无非是对这“恩召”的正确回应而已。

同时,这种来自上面的“召”,自然就给对“更美之事”或更高之事的爱和望,提供了基础。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杰克森对弗罗多跌到,然而又被精灵女王唤醒这一过程的处理非常精采。透过完全重叠的镜头,杰克森把弗罗多“对更美之事的爱、望”,和“透过精灵女王而传递的召”,完美地揉在了一起。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山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他之“被召”也是一项恩典。他参与弗罗多的旅程,原非自愿。按他原本所做的(偷听甘道夫与弗罗多的谈话),他本应受到“灭口”的惩罚。然而他的性命不仅得到存留,反而还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甚至这使命的重要性,是他那简单的头脑,一开始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他的忠诚,不过是对这“蒙召”恩典的一种无意识的、但却“幸运”的回应而已。

相对而言,弗罗多的回应更有意识──透过甘道夫、精灵女王等,他意识到了临到他身上的“呼召”。他挣扎过、甚至疲倦绝望过,但最终对这“呼召”作出了正确的回应和选择。

总结上面,我们于是可以说,“低效仿式的英雄”和“高效仿式的英雄”的差别,可以归结为对神圣之事在意识上的差别:他们对从上面来的使命的意识(弗罗多比山姆更清楚地认识到临到身上的“呼召”),和对“更美之事”(即更高之事)的认知(弗罗多比山姆的“幻想”更深刻),是不同的。

然而,虽然他们的认知在程度上不同,但他们的反应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英雄性就正体现在他们对这些认知的恰当反应或抉择上。

英雄的抉择仍是对“蒙召”恩典的回应,而神圣预定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是并行的。因此当英雄们按照神圣的呼召而走向死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机缘”、“巧合”、“偶然”,也就是“恩典”,将保证故事的正确走向。

 

 

地地道道的“神曲”

 

在费瑞“光谱”中更高端的“浪漫英雄”和“神话英雄”,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明显。

比如亚拉冈,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他的原形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而“神圣使命感”和“对更美之事的向往和热爱”,都是“中世纪的好基督徒国王”的典型特点。可惜的是杰克森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太过迎合现代观众“自我觉醒式的英雄”(换句话说,杰克森把亚拉冈“山姆化”了),使得亚拉冈的形像在主要人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作详细分析。

不过可以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在杰克森的电影第三部《国王归来》中,当最后之战胜利后,影片有很长的篇幅交代亚拉冈的加冕,哈比人回乡等。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通常的“圆满大结局”,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表现托尔金“更美之事”的观念,因此至关重要(虽然托尔金确实也包含了“圆满大结局”的意思。

不过杰克森对甘道夫的处理,因为大量运用实时镜头,比小说中的人物显得更丰满和有生命力,算是将功补过吧。显然,甘道夫的神圣使命感再也清楚不过,而他对更美之事则不单只有望,更是有因“眼见”而产生的爱。当甘道夫复活以后,在林中第一次遇见亚拉冈一行三人时,他对他们称呼他为“甘道夫”似乎有点迷惑,好像闹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甘道夫还是萨鲁曼。

原因其实很简单,用“甘道夫”自己的话说,他乃“被送回来,直到完成他的使命”。换句话说,他不过是一个受差遣的神圣使者,一个“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14)。

另外,在弗罗多对咕噜的怜悯上,甘道夫的劝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甘道夫的劝告,用基督教的话来说,正符合对神圣护理恩典的期盼,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如果我们再算上精灵王爱隆对亚拉冈先祖埃西铎事件的评论,“邪恶被允许再存留一段时间”,那么《魔戒》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神曲”了。

回到我们对英雄主义的关注,总结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若把《魔戒》中的英雄人物,按费瑞的分类作一梳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英雄主义的要素,最后都集中在关键的两点:神圣呼召的恩典和神圣护理的恩典。

神圣呼召的恩典把英雄们送上征途,赐予他们对“更美之事”的异象;而他们对这呼召的顺服或正确的回应,使他们在征途上继续走下去(咕噜正好作了相反的选择,因而成为“反英雄”)。但当这正确的选择似乎正带领他们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圣护理的恩典不仅使他们的伟绩得以完成,他们自己也得到拯救和升华。

更有意思的是,若我们按费瑞的“光谱”,作一从低到高的排列的话,我们会发现英雄们地位的高低,正与他们对这两个恩典的意识程度的深浅相对应。因此我们不能不同意,在托尔金的观念中,英雄的确“不是意志的结果,乃是恩典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是费瑞的分析理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比较偏重在神圣恩典。但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因为神圣预定的主权,而否定或抹杀个人抉择和经验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坎培(Campbell)的“单一神话”(Monomyth)理论才能作更清楚的解释。这就留待后话了。

所以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评论,基于托尔金如此的基督教信仰,当评论家们把《魔戒》作恰当的文学神话分析以后,发掘出其深层的基督教涵义不过是自然的结果。

而在电影中,当甘道夫说完了那句关于“所赐给的时间”的高论之后,他继续补充、加强他的“宿命论”:“比尔博注定要发现这枚戒指。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就注定要背负它。”杰克森把镜头在弗罗多和甘道夫两人之间转换了几次之后(注意二者的不对称性),最后把镜头定格在甘道夫的脸上,来了一个特大号的特写,然后我们听见甘道夫说出了一句最“荒谬的”话:“而这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想法。”你说我们这是在上神学课呢,还是在看电影呢?

 

作者来自中国,加州大学物理博士,现居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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