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名言令人深思
著名作家冰心曾说过：“我一生都记住两句话，一句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另一句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做官的不忘这两句话就好。”我想，她的意思是说，人民大众是很有智慧的，你这做官的可得小心，不要玩弄、操纵群众意志。
这当然是非常高贵的政治原则，虽然许多时候并未真被尊崇。但回顾历史，笔者不禁发出一个疑问：民众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吗？社会集体的良心是真正公正睿智的吗？群众的眼睛，真的是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吗？
且以历史为镜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文明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追求自由解放的直接结果。它的理想是崇高的、纯洁的。那些追求人性尊严的斗士，也都是睿智、“眼睛雪亮”的。然而，法国大革命为何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最残暴，也最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呢？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不人道的蓄奴行为及种族歧视。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1884年）书中，纯洁的少年主人翁内心的挣扎，我们可以想像当年美国南方社会良心的偏差。其实，那些奴隶主们，以当时的社会标准看，大多数可能还是心地善良，熟读圣经，眼睛雪亮的好公民呢。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的总理，他获得了广大人民和教会的热烈支持。极富正义感的邦霍华，1935年在基督教大会上，呼吁牧者们不要盲目地爱国，成为纳粹的帮凶，竟遭到强烈反对。那些奋而离场的牧师们，不就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良心判断吗？
历史上著名的“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青年人自发自动地响应纳粹党的号召，焚烧毁坏了所有犹太人所开的店铺和经营的场所。连消防队员也冷眼旁观，不去救火。这些自发自动支持希特勒的广大民众，也是“眼睛雪亮”的吗？
因2003年三月宣布对伊拉克用武，美国布什总统民望大升，并于占领巴格达时达到他个人历史性高峰（支持率超过75%）。当时，连自由主义“硬球”（Hard Ball）脱口秀主持人Chris Matthews，都认为布什总统是自由斗士。到了2004年，媒体调查又显示，美国大部分人（超过百分之五十）又都认为伊拉克之战是错误的。人民的眼睛，到底是在战胜之初是雪亮的，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雪亮的呢？
眼睛真的雪亮？
其实历史上，人民集体的良心判断，受到野心家或精英思想操纵的例子所在不鲜。同时，潮流的转变也可能反倒是少数先知型人物独排众议，长期奋斗的结果。例如，韦伯佛斯和少数基督徒们，是经过了卅多年艰辛的努力，才改变潮流，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度。
如果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真能做到完全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犹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因为对罗素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因为罗素是个不可知论者，反对基督教，所以我对基督教的信心也就摇动了。我想，许多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盲目接受，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吧。
这种藏在权威后面作“独立判断”的现象的确是很普遍。这些权威可以是学校里的“英雄人物”，可以是青春偶像，也可以是流行的思想，或是某名人，更可以是当权者。这种现象可能代表思想上的懒惰，更可能代表勇气上的懦弱，无法抗拒外在的形势。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我们对是非价值的判断，所以不能公正客观，常常是因本位主义的思考习惯。我们总是站在自己（或是自己所在之群体）的利益上，或站在成见上来思考。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公正的，别人是动机不纯，或是见识不及。这种态度推广到社会群体，就会形成非常可怕的、负面的集体力量。
不论是为了阶级斗争打击异己，或是为了讨好阿拉砍掉无辜人的脑袋，或是为了爱国心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或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忽视弱势族群的不公待遇，历史证明，社会良心的眼睛是并不太明亮的，要不，它就选择性地聚光。
挣扎以及放弃
在自己的团体或族群中找到支撑点，为了共同的利益，漠视其它团体或族群的利益，这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远比独立判断要有力和得利。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复活》（1899年）里，描写了一位原本善良的贵族子弟，年青的公爵聂赫留朵夫，在俄罗斯的上流社会中，与自我搏斗的故事。笔者在此节录几段：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现在呢，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作过反抗，但发觉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别人却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注1）
人的堕落常常是不知不觉的。良心本来敏锐的聂赫留朵夫，把焦距对准在上流社会以后，找到了安全感，同时良心却麻木了。聂赫留朵夫所经历的挣扎于我们应当并不陌生，为了要融入社会，我们通常都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
边界下的绿枝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父母早亡，年轻时亦非常荒唐，所以在描写聂赫留朵夫的堕落，以及后来寻求“灵魂净化”的种种挣扎时，真是丝丝入扣。
托尔斯泰五岁时，哥哥尼科莱告诉他，他在他们家封地的边界埋下了一条绿枝，上面刻着永保快乐的秘诀。谁若是能够将那条绿枝找到，这世界就会被爱和它所带来的好处所充满。这个传说在托尔斯泰的一生里，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隐喻。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寻找那个没有痛苦的世界。
他的写作生涯，就是他这种心路历程的写照。例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在探索人类意志所追求的“权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在探索人类肉身所追求的“肉欲”。他对这两种破坏性的激情，都是有深刻的亲身感受的。甚至在日后的《艺术论》中，他也写道，艺术应当是一种比喻，为了发扬人生中的真、善、美。对他而言，艺术不只是精英生活的点缀，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乃是为大众的幸福服务的。（注2）
在五十一岁时（1879年），他遭遇了一次灵性的危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不再以写道德文章为满足，他甚至唾弃自己以前所有的作品。他问：他到底是为何活着？以前的那些理由，如家庭幸福和艺术创作，已不再能给予他生活的动力。
在寻求中，他发现，这种问题只有在有闲阶级中才会出现。那些广大的农民们，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充实美好的。这些拥有很少，又懂得很少的人，却对自己、对这个世界都相当满足。反倒是那些拥有很多，又懂得很多的人，感受到生命的绝望。
他后来发现：原来这些农民有信仰。他们依赖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想，不只是道德的规范，也不是享乐主义的追求。这让他惊讶，使他开始全力寻求信仰，也就是对上帝的追寻。从他后半生的表现，我们看出，他的寻求，他的挣扎，不只是一场思想上的游戏，而是没有保留的完全投入。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孤独寻求之旅
此后，当他靠近上帝时，他就感到生命奋发，活力充沛，一切都有了意义。若是为了某种原因，他与上帝疏远时，他就感到周遭的一切，和他自己，都步入了死亡。当活在这种情况下时，他觉得还不如自杀。
由于寻求上帝，他回到了东正教。他快乐地参与崇拜，单纯地领受礼仪，由衷地感受与他人合一的喜悦。然而逐渐地，他又开始对教会质疑。为了忠于基督的教导（特别是登山宝训），他反对教会对政府和沙皇的阿谀奉承。他亦对那些繁复的礼仪和迷信的传统感到无奈。在表达怀疑时，他与东正教会产生了冲突，终于在1901年被赶出了教会。
与教会的冲突使他走上了孤独的寻求生涯。他固执地、勇敢地、忠心地，照着自己对上帝的领会而生活。然而，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地找到心灵的宁静，没有获得家庭的和谐。纵然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照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他放弃伯爵的享受，穿着农民的布衣、粗鞋，甚至开始吃素，并用写作的收入支持弱势族群。
托尔斯泰不是完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挣扎的痕迹。他不怕承认今是昨非，他绝对真实。从自已的挣扎寻求中，他呼唤着人们的良心。他不是一个说教者，却更像一个同样在受苦的弟兄，让我们更能勇敢地聆听自己良心深处的声音，认真面对基督的教导。
最可贵的是，身为既得利益者，在文人们争相取宠于权势或安享令名之时，他却对时弊看得如此清晰透彻，而且忠于所信。他认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秩序，就没有了凭藉。
当整个社会都向着科技、繁荣，和追求自我中心的快乐直奔的时候，他却寂寞地警告人们，不要被权力腐蚀，要帮助受欺压的农民，并用各种方式批判那些压迫人的贵族、官吏、农庄主和企业家。
他呼吁人回到基督爱的福音中，他宣称只有灵魂复苏才有真生命，人只能在心灵中找到永生。
新版之麦卡锡
显赫一世的沙皇被打倒了，掌握俄国命脉七十多年的共产思想也没落了。但是托尔斯泰留给人类（不仅是俄罗斯）的生活智慧却遗留了下来，而且在继续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同样地，今天的美国，以个人绝对自由权为至高神圣的道德准则，凡是有信仰原则（例如，反对同性婚姻）的，往往就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认为是犯了仇恨罪，这好像是新版的麦卡锡主义（注3）。在这个盲目追寻自我快乐的社会，人们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吗？看得出这些潮流对人类生存的危害吗？这种潮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
人们的是非判断往往是“当局者迷”的。因为有私心、偏见，很难超脱迷雾，看清现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洞察它长远的影响。托尔斯泰能够一反潮流，看见基督教训的真义，并对真理执着，这也许能给予我们这些寻道的人一些启示，让我们能比较客观、比较超越、眼睛更加明亮地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
注：
1.托尔斯泰：《复活》，引句均节录自卷一第十三章。
2.Malcolm Muggeridge: A Third Testament, pp. 121-146。对托尔斯泰生平信仰的挣扎，本文多处参考此书。
3.50年代初期，麦卡锡参议员利用人们的恐共心理，用卑鄙的政治手腕，鼓动民意，在美国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是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也是人民的眼睛不够明亮的又一例子。今天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丑化、嘲笑在道德上持保守立场的知识界或政界人士，造成舆论和同侪的压力，与麦卡锡主义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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