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语和信仰相遇——专访名作家张晓风


 

 

受访者:张晓风(以下简称“张”)

采访者:徐颂赞(以下简称“徐”)

 

 

 

【编按】此文系对2020年“雅歌文艺奖”评委张晓风女士之专访。“雅歌文艺奖”为鼓励华人基督教文学(含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纪实文学),音乐(含声乐、器乐),视觉艺术(含绘画、雕塑、装置、视频、影片)而设。收件日期是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详情见https://sites.duke.edu/dita/yageprize/?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张晓风: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地毯的那一端》《春之怀古》等,作品多次入选大陆及台湾的大、中、小学教科书。

徐颂赞,中国大陆90后作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澎湃新闻湃客专栏作者。

 

 

 

文学生涯,从父亲的挑战开始

 

:张老师您好!您是散文家,也是基督徒,我很好奇这两者是如何相遇的?在您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启发了您的文学创作和信仰?

张:我的信仰跟家庭没有关系,虽然我的母亲小时候读过教会学校,她与基督教有一些渊源,但她起初并不是真信。

我到台湾后,同学带我去教会,我就去了。我父亲是军人,他坚决不肯信主。不过,他也看圣经,知道一些基督教的事情。母亲在中年才真正信主,父亲晚年也信主了。

我十四五岁时,把教会发的福音单张拿给我爸爸看,我爸爸看了之后,不屑地批评说:“基督教的文字太糟糕了。如果基督教好好注重文字,那它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

我听了后非常震撼,本来以为这些福音单张会使他受到一些正面影响,可是,说老实话,那些文字真的有点奇怪,不是一般中国人写作用的字眼,是教会习惯用的术语,有点陈词滥调。

那时,我还小,不敢说什么,但我自己再看一看,也的确觉得它无论在文字、逻辑还是修辞方面都不好。我父亲说得没错,我们发的这些东西都不精彩,不足以去说服别人。那时候的印刷也相对落后,即使后来进步了,内容方面却仍然没办法变好。

后来,我在心里默默地跟上帝说“我愿意承担这个挑战”,我就向上帝这样傻傻地祷告,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徐:其实,现在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至少在文学方面,福音单张无法承载所谓的“基督教文学”。您在华人公共文学界的第一次亮相,应该是您的散文。不过,为什么是散文,而不是诗或小说?

张:诗歌的好处是押韵、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小说的优点是有故事,你会记得那个故事。可是,散文就是淡淡的,没有强烈的节奏感,也没有起承转合、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散文其实有着自己潜在的节奏感在里面,只是不像诗歌那么明显而已。

中国历代文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散文。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很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散文是在中国特别有传统的文体。你看,我们的文学史是以散文为主的,写文章指的就是写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就是八大散文家。看上去,散文是在淡淡地讲话,但是它里面有更丰富的内容。

诗歌和小说乃至戏剧,往往可以写别人的故事,但散文的主语基本上就是“我”。所以说,散文是更诚实、更直接的文体,作者不能藏着掖着,你非写出自己最直接的感受不可。

所以,散文用来表达信仰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中国”和“基督教”,两种元素如何融合?

 

徐:您是中文系毕业,我记得您曾在作品中提到,大意是如果有人来分析您的话,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基督教。您的作品融合了“中国”跟“基督教”这两种元素,既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古典气息,又有基督信仰的元素。我很好奇,这个融合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张:应该这么说,在华人世界,基督教常常挨骂,比如在我们(台湾)这边,很多人说这是“洋鬼子”的宗教。

我觉得不公平,我要把这个污名除掉,我要让我说的话“很中国”,而且是别人说不出来的中国话——不管是文雅的中国,还是通俗的中国。文雅的中国,就是文学中士大夫的中国;通俗的中国,就在民间口语化的表达里。在此二者中,我都要加强自己,我才配号称自己是中国的。

如果我讲话都只是“哈利路亚”和“阿们”,那人家当然要骂我是“洋教”呀,这不能怪人家。甚至有些基督徒跟外国传教士相处久了,也会莫名其妙地跟着学他们一些发音,例如美国传教士喜欢说“嗯哼”,一些中国基督徒就不知不觉学会了这些奇怪的发音。

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些,说话就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在说话,写作就应该是一个中国人在写作,你必须比一般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你才是一个够格的作者。

徐:那么,在将“中国”和“基督教”这两者融合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挑战或者需要磨合的事情?

张:有。以儒家为例:五四之前,古人太尊崇儒家,与儒家思想相悖的问题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五四以后,忽然就有了反儒家的浪潮,如“孔老二”啦,“线装书都该丢到茅厕坑里”,等等。然后,更奇怪的是,一些不是儒家的产物,或者说一些中国人不好的地方,统统怪到儒家头上。例如,纳妾、裹小脚(孔子的时代并没有人裹小脚),这些误解都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儒家真正的问题是,它的道德观是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法律就是不清不楚,因为我们不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或社会,我们是通过家族道统来治理国家的。家里什么事情,家里头最老的人说了算,不讲什么法律,讲的是“理”,而且,一家管一家的事。

这种系统崩溃以后,我们更需要像基督教这样有法治和民主思想的宗教来支持。

徐:如果换一个角度,基督教的神学,有没有可以向中国文化学习的地方?

张:要从深层讨论此事,可探讨之处非常多,已经不是我能够说得清楚的。谁能说得清楚呢?神学家应该能说得清楚。但是,中国本土的神学家又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大多数读的是西方传下来的神学,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太少,不太能把这两个问题对照着来看。我们一般人又不懂西方神学的传统,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立场来看。

一个写作者多多少少也是一个思想家,而思想家也多多少少是一个常作哲学性或神学性思考的人。在整个大社会的融合中,民主要跟法治配合,如果不配合就会变成“以前有暴君,现在有暴民”。简单说,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处世法则和三观,如果加上基督教的超然的上帝的公义、慈爱,我认为是很完美的。这两者没有冲突,是彼此叠加。

 

 

面对传统文化,亟需“幽默”的态度

 

徐: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会感到非常安宁,会有“这是天父世界”的温情与敬畏。但是,读其他一些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会看到他们深受“五四”的强烈影响,常常倾向揭露社会和人性的丑恶和扭曲。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学倾向?

张:其实,我觉得民国初年的那些人里头有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就是林语堂。他提倡一个东西,我觉得在今天不管是儒家还是基督教,都蛮需要的,这个东西就是“幽默感”,就是你用比较好玩的态度,来说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五四”那时候有点太严重了,中国文化要骂是可以骂,但也不是那么邪恶,你就挖苦它一下好了。

不过,说到“幽默”,林语堂其实没有说得够清楚,幽默背后必须先具备两项条件:一个是“够壮大够格调”的自身条件,第二是和对象之间的互信与和谐。譬如做盐水鸡,你要有好盐,其他香料也不错,但你得有四个条件——“好鸡、好火、好锅、好厨子”。

 

 

“基督教文艺”,属灵还是属世?

 

徐:目前,在华人的基督教会,很多人说文艺是不够属灵的,但是另外一些基督徒作者,又会觉得神学太生硬。2019年杜克大学神学系发起的“雅歌文艺奖”,则鼓励全世界华人文艺作者从自身独特的民族身份、经验出发,吸收、消化基督之道,为世界贡献灵性的文艺果实。那么在您看来,信仰、神学与文艺创作,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张:怎么样让这三者融合,我觉得可真是一门大学问,不是随便讲两句就说得清的。但是,我觉得在一些神学院的教育过程中,他们大概从来不去考虑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更不知道如何跟你的文化做充分的结合,甚至他们说的教会史,也不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历史。

其实,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发展,也正是宣教学的困难所在——他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困难,又在什么地方得到很大发展,这些事情不管成败,都很值得研究和学习,甚至比中世纪的神学发展,对今天的牧者会更有帮助。

但大部分的教会和神学院,都不太有本土思想。在这方面,佛教做得比较好,在《全唐诗》里头,和尚身份的诗人占非常高的比例。他们受佛教汉化的美学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到整个中华文化。这样一比较,基督教还不算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如何引导年轻作者?——来自台湾的经验

 

徐:其实,中国大陆很多人也很重视香港和台湾在这方面的经验,我知道您跟“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林治平老师在70年代就成立了基督教艺术团契,林老师创办的《宇宙光》杂志,也推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很多对话。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给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基督教文艺创作进行参考、借鉴?

张:民国还没有建立之前,和鲁迅同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就在办杂志。很多杂志的困难是,只有编辑,没有发行,在商业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文化影响方面又是成功的。所以,不管是在日本、美国办的杂志,还是当时在中国办的《新青年》,都可看作成功的冒险。

办杂志真的很重要,有时甚至比一些文学奖项更重要。我听过一些年轻人去参加文学奖的时候说,他们最大的目的不是要拿奖金,虽然钱也会很有吸引力,但他们认为“至少我可以把我的作品发表了”。它给你奖以后,会把你的作品登出来,这样的话,对年轻作者而言,就有发展的机会了。

所以,有地方可以发表文章,这件事比得奖还要重要很多。但是麻烦来了,杂志是不是很自由的就很难说。从理想化角度来说,办一份杂志,长期让作者有地方发表作品很重要。当然现在因为有网络,作者的文章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要建立一个发表的系统。

徐:如果说文学也像手艺活,需要老师带徒弟,很多年轻作者确实缺少合适的引路人或者伯乐。您对那些有志于未来走文艺创作道路的年轻基督徒有什么建议?

张:写作真是蛮孤单的一件事,有的人可以抵抗得住,有的人不见得。一个年轻的作者,第一需要发表,没有发表的作品,等于没写;第二是要有回应,特别是大佬级的人,如果有年长的人给一点鼓励或批评,有读者的赞赏,有同辈人的接受,等等,如果他们自己互相有来往那更好,反正不是石沉大海就对了。当然有奖励也有好处,也许可以支持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但是更要有一个老师级的人能够为年轻人做指导。

好的作家是怎么产生的?很奇怪,他可能需要好的教育,但他也有可能并没有很好的学校教育。我不是单指基督教。像沈从文,他就没有什么好学历。但是,他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教会中,唯一重视的美学就是音乐,除此以外,绘画、舞蹈、戏剧、文学都不重视。可能因为音乐是国际语言,我们从国外继承了一些音乐就可以用,可是文学是必须自己来创作的。你不能继承美国文学,拿来变成中国基督教的文学,这中间有很大的距离。

英美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可以带着医学来传教,给中国人做盲肠手术和给外国人做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却没办法教中国人写作,因为那是不一样的。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还是要有训练的机制,要有长期的杂志出版,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培育好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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