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与重生——在哲学与佛教的挣扎中走向确信

 

 

 

 

 

文/李多默

 

 

 

少年时光:深林人不知

 

我生于乡村。因父亲在外工作,我一直在乡村呆到5岁,对乡间生活的印象并不深刻。

依稀记得,待水稻收完,我跟着哥姐,经过池塘,沿着水沟,跨越田埂,走到田里,捡拾荸荠。每到除夕晚上,我与小朋友一起,大声呼喊着“辞岁啦!”四处串门。我若有头痛脑热肚子疼,外婆要么把我带到附近龙王庙里,要么让我跪在家里菩萨龛前,焚香、算卦、祈福,把符箓烧成黑色纸糊糊,让我就着水喝下去。

80年代初,我被接到父亲工作的单位,开始了十年矿山生活。

我觉得,自己是生于平原乡村的农家孩子,更是长于大山深处的矿山子弟。我喜欢站在阳台上,俯看近处挺拔的青松翠竹,眺望远处逶迤的黛山绿水,想象自己在指挥千军万马。我也喜欢跟小伙伴们走入山林,一边聊天,一边感受深林人不知的寂静与美好。

若无小伙伴玩耍,我喜欢躲在家里大大的壁柜里,翻阅哥姐的书籍和课本,或跑到职工俱乐部图书馆,假装帮忙整理书架,其实是一本本地读书。那是个匮乏的年代,身处矿山,图书尤其匮乏,只要到手的,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学校课本,我都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直到夜幕降临。

 

 

选修哲学:红旗下的蛋

 

上高中时,我离开父母,进到城里学校寄宿。爱读书和爱遐想的习惯并未改变。之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考到了离家一千余里的城市,进入大学。

高考后,我曾与父亲沟通良久,商定志愿的填报。第一志愿选的是哲学,从第二志愿开始,总共有十几项,选填的都是经济学或银行学之类的专业。我跟父亲说,第一志愿一定要选哲学。如果考不上第一志愿,那我就听他的,找个赚钱糊口的专业即可。

为何选修哲学?因为我是一颗“红旗下的蛋”(借用摇滚歌手崔健的比喻),自小受到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塑造。

受高中老师影响,我觉得,要想实现社会正义,消除贪腐,就要去当官。要想当官,到大学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不错的选择。社会主义思潮一般相信,通过人的努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社会正义,从而最终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样的观念非常吸引我。

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包含着特别宝贵和值得坚守的理想成分,那就是,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对人之自由的坚持。

但是,进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样的美好愿望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等制度层面的改变难以改变人心。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的改变,而是观念的改变。若想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就必须借助宗教信仰。

 

 

信仰挣扎:哪得清如许

 

那时,我挣扎于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并写过一首小诗:

“我喜欢鲜花

这里什么都没有

你却对我说

拣起这根树枝”

当时的我,在迷雾之中,眼睛似被蒙蔽,但我却感受到“我”与“你”的相遇和交谈。“我”是我自己,“你”可能是佛祖或耶稣基督。

关于鲜花的美好和人生的意义,佛教认为,鲜花之所以成为鲜花,缘起性空,五蕴和合。人由于无明,执着于鲜花和生命表面上的美好,产生爱慕与留恋。但是,人要去摆脱这些。无论是鲜花,还是树枝,虽暂时鲜活、满有生命,但迟早都会枯干和消亡,并无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生命本身一样。如果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价值,那就是帮助人通过修道,出离生死,进入涅槃(这特别是小乘的讲法)。

相较而言,基督教的看法则截然不同。鲜花之所以成为鲜花,是因为它来自树枝。鲜花要继续成为鲜花、而不至枯萎败坏,就必须把暂时还开着鲜花的枝子接回树上。这是关于葡萄枝与葡萄树的想法。

《约翰福音》第15章告诉我们,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生存,终究要被扔掉或烧毁。鲜花即使一时有温度、有生命,但迟早会枯干消亡。但是,如果能接回耶稣这根树枝、这株葡萄树,鲜花才会真正是鲜花,鲜花才能从永活的根基和流水中得到滋养。

因而,我特别喜欢宋儒朱熹的《观书有感》。对我来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两节诗句正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命的最好诠释。

藉着自己的小诗,我想表明,对生命意义的回答,其实只有两个答案,或者说,就不同答案所组成的光谱而言,这两个答案是光谱的两端,其他答案只是这两个答案或多或少的混杂。

佛教的答案是,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或者说无所谓意义,因为人本来就不是人(佛=人+弗)。换句话说,人之为人的意义与目的,就是:人不是人,人要觉悟,要了然生死,进入涅槃。

另外,佛教说的是人可成佛,可以摆脱人的七情六欲,基督教说的是人不可成神,但人可以通过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通过信仰成为真正的人,并且以合宜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七情六欲。

 

 

意义问题:信仰的跳跃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意义”问题,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莫大关联。多次的濒死经历,让我不时地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

依稀记得有一次,在我12岁时,父母发生争执,我独自一人向着黑夜星空呐喊:“我为何要来到这世界,父母为何要生下我?”

念大学时,意义问题一度让我挣扎、痛苦和抑郁。长达一年多,我缠着班主任,追问他:“人为何活着,这个世界和人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难道不是荒谬的游戏?”

我翻看了很多推崇存在主义的作品,也阅读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拯救与逍遥》。这本书给我很大刺激,我几乎看遍这本书中提到的、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图书。而且,我如鹿渴慕溪水,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以及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书籍。

当时,影响我至深的三位文学英雄分别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

藉着对意义的执着追问,也藉着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我开始慢慢走进基督教信仰。1995年,我开始参与一些加拿大、香港和台湾华人留学生举办的校园团契。

1997年,我处于信仰疑惑的转折阶段。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正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恩典,在经历很多奇事妙迹后,我决定在复活节受洗。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信,但心中觉得要试一把,进行一次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信仰跳跃。

 

 

苦难问题:又新又活路

 

我碰到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又不愿意接受佛教(特别是小乘)的诠释。这就是神正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经典篇章《宗教大法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天堂里的永恒幸福,如何可以补偿一个孩子在寒风中哭泣的眼泪?”当时校园里流传的一件事也让不到20岁的我心灵备受激荡:一对男女恋人在校园并非特别僻静的地方幽会,女生被当着男生的面凌辱,之后两人均被残忍杀害。一对年青正鲜活、可能充满美好未来的生命,却要遭受如此的身体侮辱与心灵创伤,而天堂的永恒福乐怎么能够补偿?

且不说孩子的眼泪,这种人生可能遭受的最大屈辱、对身体的伤害与精神的折磨,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话,他怎么会容许世间有诸多苦难发生?

我之所以不接受佛教的说法,因为佛教会倾向于说,这是你自己所造的孽,你自己的身、口和意所生的业、所成的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我虽备感挣扎,但更为倾向基督教所宣讲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并不是处于因果链条之中的上帝。你不能因为发生什么事情,就将事情一股脑推给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可能给我们的最大帮助。我想,不是在理智上像佛教那样用因果律来诠释世界上的苦难,而是要非常清楚和理智地承认,在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难以想像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生活总是比小说更为丰富和精彩、甚至更为残酷和黑暗。

我们在这世界上,重要的不是要解决或解释事情,而是要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如何将苦难经历或凄惨记忆转化为将来希望。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堪的生命经历,每个人都可能有撕心裂肺或痛不欲生的时候,只是经历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罢了,而且还必定会面临生离死别和病痛患难。更为重要的是,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如何活下去,而且活得更美好、更丰盛?在痛苦不幸中能否更有希望和力量?

这些思考带我走向圣经,也走向圣经中启示的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为我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人生道路。

 

 

生命重生:上帝新带领

 

21世纪第一个春天,上帝将我领到美东,引导我加入当地华人教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经历了属灵生命的重生。这一重生经验主要触发自密集的阅读与反思。

这首先来自教会牧师的影响。牧师甚为推崇唐崇荣牧师,他拿着直尺,用规整的签名和精心的题赠,把唐牧师的15本信仰问答集送给我,而且还送我参加唐牧师主办的密集培训,接受初步的神学装备。

其次,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中国教会史。在教会图书馆里,我阅读了大量关于相关图书(比如,宋尚节、计志文、袁相忱的资料等)。

在逐步的深入阅读中,我发现:华人基督徒对圣经倒背如流,如数家珍,非常有信仰的热度和生命的灵性,但是,由于神学训练的缺乏,经常会走歪,陷入极端甚至走向异端的境地。而且,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新教、或东正教,入华如此多年,至今尚未形成像样的汉语神学传统。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教会的负担,觉得自己应该参与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由此,我下定决定,走上漫长的神学路。

 

 

1

该文章由 发布

发表我的评论

Hi,请填写昵称和邮箱!

取消评论
贴图   加粗   链接   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