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能识我是故人?——评张艺谋电影《归来》

这是一场认识的悲剧。人靠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真正认识他人,更不能建立真正的完整性……

 

 

 

文/石衡潭

 

 

 

这是一个在特殊历史年代发生的悲剧爱情故事,张艺谋却以之来探索人性的永恒之谜——记忆与自我。
描写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成功影片不少,曾经构成中国银幕的一道亮丽风景。它们主要是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去反思,否定过去的错误,肯定现在的道路,讴歌患难之中潜藏的人性之美,也鞭挞荒唐岁月迸发的人性之恶。如《天云山传奇》、《伤痕》、《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

张艺谋显然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他用各种影像、声音、音乐、场面还原了那个时代,如暗夜中长久嘶鸣的蒸汽机车汽笛、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们的旋转腾挪、斑驳老旧过道中堆满杂物的居民楼、电话亭、黄军装、黑雨衣、红袖章等,都让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但其思考的重心却已经变了。

人是什么?自我是如何构成的?记忆在其中起怎样的作用?一旦丧失记忆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导演是在引导人们思考这样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活在记忆之中

 

人的自我是靠记忆构建的。记忆把生活中的种种碎片连在一起,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若没有记忆,人就失魂落魄,只能活在当下,而没有过去与未来。人的记忆又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什么都能留下,而是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珍贵的内容保存下来,随后,又不断地加工打磨,直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永恒。

冯婉瑜就是这样。丈夫陆焉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监押在劳改农场,他们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她所拥有的,只是丈夫中青年时期的记忆:大学教授,博学多才,温文尔雅,懂得外语,会弹钢琴。

应该说,最最深刻的记忆是丈夫冒死逃出农场来见她们母女,在车站天桥上,他蓬头垢发、衣衫褴褛,面对四周的险恶环境,他奋不顾身,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不再逃跑,而是朝着她所在的方向飞奔——结果,被众人拦阻扑倒……这是她看到丈夫的最后一幕。她已经将之定格在心中。

当一个人对现实完全绝望时,她会选择活在记忆之中。这是冯婉瑜心因性失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脆弱无依的个体,面对无情现实能够选择的最好与最后的防御与反抗方式。其中所蕴含的批判力度与深度是其他方式所难以比拟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活在记忆之中,也意味着心灵之门的关闭,向现实的关闭。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与事,不能或很难再进入到她的心灵之中,只有与过去多多少少有关联的才能进去,如过去与同学们一起拍摄的老照片,丈夫曾经弹奏过的《渔光曲》等。

 

 

记忆幻为偶像

 

对记忆的坚持是好的,但这样一种对记忆的执着,却使记忆或说记忆中的丈夫形象成了一种偶像。

人的死亡伴随着记忆的终止,反过来,记忆的终止也意味着死亡,即使这个人的肉体生命还在延续。可以说,对于冯婉瑜,在车站天桥那一幕之后,丈夫陆焉识就已经死了,她自己的生命也已经死了。

死使生命定格,死者可能被生者化为偶像。就像周朴园心目中的鲁侍萍。周朴园以为鲁侍萍已经投水自尽,香消玉殒,所以,他将她生前住过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甚至还保留着她当年按时开窗关窗的生活习惯,他要在记忆中将她掌握到永久。而一旦见到并没有死去的鲁侍萍本人,他却惊慌失措,反问她到此何干?

冯婉瑜也是这样,她每月5号到车站去迎接记忆中、幻想中的完美丈夫,却不能接受现实中这个陪她慢慢变老的丈夫。冯婉瑜在美化和偶像化丈夫的同时,实际上也美化和偶像化了自己。在对丈夫的无尽盼望与等待中,她早已化作了一尊偶像。人习惯于拜偶像,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外因驱使。这是人性的真相。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不一定像他们这样绝对,但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倾向,特别是在爱情与婚姻生活中。我们会美化自己的情人与配偶,我们同时在与想象中的以及现实中的他/她生活,我们的欢乐、痛苦可能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相关。

感到幸福,可能是由于对方满足了自己的想象;觉得失望,可能是因为对方显示出了真实的面貌。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认识与看清对方,因为我们总是在想象与真实之间对焦不准。

 

 

无知于罪性

 

陆焉识帮助冯婉瑜恢复记忆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是对偶像的重建,另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寻找。应该说,这都是不成功的。因为人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回到从前。

陆焉识只能与冯婉瑜,同时也与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寻找自我,等待戈多。他用理想的我(老右派)来引导,以现实的我(念信人)来陪伴。对于冯婉瑜来说,她生活在想象的统一之中;而对于陆焉识而言,则是生活在现实的分裂之中。此情何堪?就如同泰戈尔诗中所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冯婉瑜不能恢复记忆,不能认识丈夫和自己,除了自觉不自觉的偶像崇拜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软弱或者说罪性没有明确的认识。在天桥事件之后,她受到极大的刺激,思想行为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她在两件事上是存在过错的。一件事是把女儿赶出家门,不让她再回来。如果说,基于一时气愤或管教,让女儿暂时离开还可以理解,但她长年如此,始终不肯原谅。就像女儿说的:“她什么都忘了,就记得我的不好。”当然,后来,陆焉识借着自己的信帮她解开了这个心结,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点,她不如陆焉识。陆对女儿充满慈爱,尽管他知道是女儿出卖了自己,但他却能宽恕且从不提及,即使女儿自己愧疚地说出来,他也没有多言。

还有一件事比这更隐蔽,就是那个并没有露面的方师傅。大概他是文革中的一个小领导,冯婉瑜害怕丈夫被枪毙,多次找他求过情。他可能借着这个机会欺负过她甚至占过她的便宜,不然,她不会在已经请进家门的陆焉识试图给她盖被子时表现得如此激烈。这当然是她作为女性的软弱,但这种软弱以及惧怕之中也包含着罪错。

她没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错,承认、悔改并胜过之,而是讳莫如深地将其包藏起来。这样,它就成了拦阻她认识自己的一座顽固的暗堡,甚至她丈夫陆焉识也没能帮助她突破,反而在这里被炸得人仰马翻,畏而却步。

 

 

真正的完整性

 

说到底,这是一场认识的悲剧。人靠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能真正认识他人,更不能建立真正的完整性,而只能建立自我眼中的完整性。人的完整性只能靠完美而永恒的他者——上帝,才能建立起来。如圣经所记:“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纪》1:27)

人对自我的建立有三个维度,或者说通过三种美德——信望爱。信,主要对应的是过去;爱,主要对应的是现在;望,主要对应的是未来。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望爱,人才能建立真实的自我。反观电影,冯婉瑜对过去的相信是盲目的,对未来的盼望是虚幻的,所以,她面对现实中的丈夫不能有爱。陆焉识只能无奈地承受这种分裂,并且陪伴她活在这种分裂之中,因为他也没有对上帝坚定的信望爱。

上帝满怀热爱与期待寻找人,希望人认识自己,但是人囿于自己的视野、经验与才智,就是不能认识他。就像使徒约翰所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5,10-11)上帝寻找人,也将信望爱的恩典赐给人,上帝的恩典人无法抗拒。

冯婉瑜和陆焉识都活在记忆之中,也就是活在过去,准确地说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只是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无意识,一个有意识。他们都把过去凝固化、偶像化了。

其实,过去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突破的力量还在于对上帝的信望爱。我们说,信望爱好像对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三个维度。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在上帝那里,并没有过去、未来、现在的区分;在他那里,永远是现在。人不能固守过去,也不能紧握现在,更不能妄想未来。

那么,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使徒保罗早已告诉我们了。“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上帝对每个人的心意每天都是新的,人也必须以新的心与态度来加以回应。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原来的我,只有随着上帝的旨意而不断更新的我。因为随着人理解力的更新变化,人每次看到的真理也有所不同。

任何时候,人都无法穷尽真理,而只能被真理不断更新。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在真理被发现之前,真理居于自身之内;当真理被发现之时,真理更新我们。”而上帝会把每一个这样的 “我”,放在他永恒的记忆之中。

 

作者为大陆哲学学者,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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