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果
海外校园主编来信向我推荐《收获》杂志1993年4月专业作家北村的小说〈张生的婚姻〉，嘱我写篇书评。我看完小说，十分激动。《收获》的主编是巴金，他在文革后写成的巨型散文集《随想录》，就呼吁中国进行全民忏悔，来深挖中国现代扭曲历史的根源。如今《收获》又出现了像《张生的婚姻》这样福音信息非常清楚的小说，可以说是杂志主编宗旨的进步，实在值得额手称庆。
自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大陆曾出现两次比较大的人生与宗教的讨论。一次是在1980年春天，由二十二岁的女青年潘晓在《中国青年月刊》投书引起。她在投书中倾诉了所受的共产主义“高尚理想”和社会现实的“丑恶自私”之冲突带给她的内心苦闷。她在投书中问道：“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啊！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的灭亡。真的，我偷偷的去看过天主教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我心里真乱极了，矛盾极了。”潘晓的苦闷正是当时广大青年在十年浩劫后对生活及生命意义惶惑动摇的代表，也是大陆“三信危机”的第一次公开喷发。
继潘晓之后，81年初，《十月》杂志刊登了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红卫兵领袖李淮平（一个共军将领的儿子）从政治狂热走向心灵忏悔与醒悟的一段故事。小说的结尾部份出现了一场宗教的辩论。李淮平对老和尚同时是有科学观念与宗教身份表示不理解。老和尚从追求真善美的角度谈了他的宗教观：“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艺术既然可以不真实，宗教又为什么一定要真实？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宗教是以道德为本。”李淮平在和尚与他女友的对话里，感觉到一份精神情操荡漾其中，领悟到对道德追求的重要。作者礼平显然暗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没有提供李淮平道德的满足，也暗示中国大陆一代青年人对宗教的忽视（因为“宗教是精神鸦片”）。李淮平虽懂得如何驳斥宗教，但对宗教却一无所知。《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的宗教问题讨论，从81年初发端，横跨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直至85年结束。何新（投机主义的文化精英）、卢之超、陈昊苏（陈毅之子）、王若水（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等人都参与讨论。礼平本人虽然受到严厉攻击，但仍获得两次机会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但对和尚的角色，他却解释成一个说明宗教将在现今世界消灭的人物。
“六、四”之后，中共加紧了意识形态的控制，80年以后出现的思想开放和文化大讨论的热潮已不复存在。邓小平南巡后引发的经济大潮，使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卷入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大家下海捞钱，整个社会陷入金钱拜物教、纸醉金迷的世纪末状态之中。贾平凹的《废都》就是知识分子心态和当今社会现实的最好写照。
但是，在一片繁荣的外表下面，总有许多人在进行人生的思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用孤苦的“独慎主义”与这世界作一个抗争。专业作家北村笔下的张生就是一个典型。
张生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熟稔尼辨，且与柏拉图、孔子、新儒家都有神交，可谓学贯中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现今社会上难见的“义人”，只追求思想的快乐，对钱财、地位视如粪土。换句话说，他是儒家“内圣”的典型人物。学校也给了他一张“学雷锋”的奖状。张生对自己道德自足的形象很有自信，也十分满意，所以他对一基督徒学生“去寻找上帝”的提议十分诧异，因为尼辨说过“上帝已死”。正如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对基督教的不理解：“传教士说耶稣是上帝派遣下来。不像中国是由道德实践转成的，那么主体本身就不能开出。主体之门不能开，对于人类的尊严是一大的贬损”（牟宗三着：《时代与感受》179页）。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道德自足自救的张生，面临着婚姻的红灯，就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连他得以安身立命的哲学，也刹那间变得苍白无力。因为他明白到“哲学从不治病，只让人痛苦。”可见，儒家反覆强调的以道德修养实践达至的“成圣”，实在只是堆积在沙滩上的大厦而已。
张生没有想到，在酒吧当服务员，且又受恩于他的小柳竟然会对他不信任，这是一个绝对重大的打击。殊不知，张生在否定神权的同时，他把自己摆上了与神相等的位置，小柳对他的疑虑，自然就成了对张生“神权”的疑虑，这就使他心里彻底失衡。“他的心里涌起了一种彻底的失败感，金钱地位名誉都无法让他失足，但他在一个女人面前原形毕露。”
原来，道德自足的张生是一个实足的自爱、自恋的个人主义者，道德自足离堕落也只有半步之遥。他空虚、痛苦、手淫、醉酒、骂人、吃醋、甚至想杀人，最后又企图自杀。一个专门研究生命意义的人，一个积累了二十几年德行的人，却在生活的一个小小挫折面前几至精神崩溃，“主体开发”的有限已经昭然如揭，理性骄傲的虚弱也一览无余。
当然，张生是幸运的。因为神没有抛弃他。他在神的真理昭示前面，终于把自己跪下来，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有罪，乞求神的救恩降临，从而挣脱了撒旦魔鬼的捆绑，和神恢复了关系，在神的国里获得新生和自由。潘晓、李淮平没有找到的路，张生找到了。
《张生的婚姻》再一次证明仅靠自我主体开发达到“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境界的不可靠。这使我联想起最近艾蓓写的小说《叫父亲太沉重》在华人社会引发极大的震动，因为它几乎打破了中国社会大众最后一个道德偶像–周恩来的魔咒。这是中国树人的悲剧。所以，我们只有敞开心怀，接受耶稣做救主，才能获得崭新的生命和真正的自由。
作者来自上海，现任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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