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召和当代信仰危机 （文／彭强）
今天的中国社会，信仰危机愈演愈烈，许多社会乱象都与此相关。广受关注的富士康13跳，以及山木丑闻、唐骏学历门等，都凸显了信仰危机之惨烈。
一、危机的症结在哪里？
某种程度上，富士康的困局是我们当代社会以成功为导向的人生观的困局。很多人都声称∶我是为了追求成功而活。然而“成功人士”毕竟是少数，在这种以成功为导向的人生观里，一个普通人的身心如何安顿？他生活的意义何在？
换句话说，他将依靠什麽，甘心承受他每一天的普通生活，甘心在单调的重复里面生活下去，并找到他生命的意义？
不仅是普通人的精神生活危机重重，精英人士同样也陷入困局。以国美的黄光裕、山木集团的宋山木等为代表的商界精英，就纷纷落马，住进监牢。
如今，精英的成功逻辑，简单概括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员工的卑微、丧失人格的屈从和付出，换来一两个人的成功。厚黑学大行其道，狼性法则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变成精英的围猎场。这是信仰危机的又一个突出体现。
社会陷入了怪圈∶没有成功的人拼命追求成功，成功的人陷入人生困局。对此，我们需要思考∶人的成功和幸福怎麽关联？许多人不管追求什麽、得到了什麽，最终发现还是不幸福，原因何在？
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成功的幸福不在於成功本身，而在於在一种关系中被肯定。试想，很多男人，在外面很风光，回到家里，太太对他取得的成就却不屑一顾，他会是什麽感受？他为什麽会对太太的肯定那麽看重？
其实，这就是关乎成功和幸福之间的一种转化∶一个人的成功，只有在所处的关系当中被肯定的时候，成功才会转化为幸福。没有信仰，你获得再大的成功，都不会在一个伟大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中被肯定，你就没有真正的幸福。
面对社会的精神危机，基督徒首先当聆听和回应上帝的呼召，活在呼召意识中。
二、当呼召变成普遍性的社会意识
圣经上说，呼召是上帝主动的召唤，是从伊甸园中对犯罪的亚当的呼唤，到对亚伯拉罕的召唤，後来对整个以色列民族，以及新约对於每个人的召唤。呼召，是把每个人从日常的光景中，呼唤进入一个关系里面。
我们都很熟悉“人人生而平等”这句口号，其实，这“平等”，是无神论版本的“平等”，乃是受了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而美国的《独立宣言》讲的是∶人受造而平等。而“受造”反映的，就是人和造物主的关系。
“呼召”这观念的起源，是从人和造物主的关系开始的。在西方，两千年演化当中，呼召变成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呼召包含对伟大人物的呼召、对普通人的呼召┅┅你会看到，人在上帝的手中因呼召而化腐朽为神奇，甚至不成器的人变成了英雄。
美国的电视剧中常有这样的镜头∶当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往往会说一句“This is my destiny”，即∶“这就是我的天命”。也就是说，他领悟到∶这不仅是危机，也是我跟上天的一种关系。所以，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这就是我的命运”，那就错了。
传统的中国人，不管遇到是成功还是失败，多半会说∶“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命，我很悲惨”；或者是“我天生就可以奴役你们，统治你们，这就是我的命”。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当人说“这就是我的天命”的时候，他不是无可奈何的。他理解到∶我的人生是有一个剧本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剧本，每个人也都有责任来回应这个剧本。人要靠著上天赐给的力量，靠著上天的引领，把剧中的人物演得更精彩，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
“每个人有一个剧本，上天要你把这个剧本精彩地演出来”，当呼召变成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意识的时候，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三、对中国社会有什麽意义
“呼召”这样的概念，对中国社会有什麽意义呢？
1. 可以提升平民意识，去除精英意识
呼召这个观念，是和每一个人连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精英。在中国语境当中，所谓“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说的都是精英人物──因为上苍要对他们委以重任，所以让他们受苦，磨炼他们。这个理念带有非常强的精英意识。
然而，在基督信仰里边的呼召，却跟每一个人连在一起。马丁·路德•金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说∶“倘若你的使命是扫街，那麽就像拉斐尔画画般去扫，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大理石那样去扫，像贝多芬作曲那样去扫，像莎士比亚作诗那样去扫。你要将街扫好，以致天上地下众使者都要停下来说∶‘看这个清道夫，将街道扫得多麽好！’”
马洛克也说∶“倘若你不能成为大道，就做一条小径；倘若你不能成为太阳，就做一颗星星┅┅无论你是谁，只要做到最好！┅┅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掌握了生命的第一个层面，生命的长度。”（注1）
我也很喜欢一个朋友的说法，他说∶“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如果上帝让我成为一个小狗，我就用小狗的叫法。我总是要叫，把上帝给我的那一份叫出来。”
呼召，是最平民化的一个概念。若能从这个意义明白呼召，可以帮助人们把精英意识抹掉，让每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安顿──母亲能够安於在家，做全职妈妈，教养孩子；日内瓦的钟表匠能在人所不见的地方，精细地做工，造出全世界最好的钟表┅┅
所有这些，其实都跟一个观念连在一起，它跟普通人，跟普通人每一天的生命、每一个时刻，连在一起，没有丝毫精英意识，却给普通的生活赋予了尊贵。这，对於今天的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几年前，有个叫奥莎拉•麦卡迪的人，向南密西西比大学捐了15万美金，指定给贫穷的孩子提供奖学金。对於南密西西比这样一个大学来说，15万美金的捐款根本不算什麽。但是，《纽约时报》等重要媒体却报导了这件事情。原来，他们发现，这个奥莎拉•麦卡迪是一个洗衣妇，每天在一个黑乎乎的房子里给人洗衣服，洗一件衣服挣一块钱。
很多人去采访她，还有人把她平常的话语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奥莎拉•麦卡迪箴言录》。当记者问她∶“你人生最快乐的是什麽？”她说∶“我最快乐的就是每个星期天早上上教堂，我安息在上帝的脚边，那是快乐无比的。”後来《价值》杂志评选当代最有价值的人，在100位中，她排名第6，排在许多政要和富豪前面。
华人中也有一个，叫陈素菊，最近登上了《时代周刊》“最有影响力的百人榜”。她是台湾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家里面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来的客人只能坐在装菜的篓子上，她却前後捐出了一千万台币给孩童基金会、图书馆、育幼院等。
我不知道陈素菊有没有信仰，但我觉得她和麦卡迪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生命里面有一个意识∶人不是被胡乱抛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受召，要在生命当中，成为上苍要叫他成为的人。
2. 带来“交帐”意识，令人超越、更新
当你意识到，你将来要站在一个永恒者面前，而这个永恒者不是发礼物的圣诞老人，而是一位施行审判的大而可畏者，你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引导人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令人自问∶我的人生有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到底怎样向这位审判者“交帐”？
南丁格尔是护理专业的创立者，她认为，人被三重动机驱动∶第一重动机，是天性的动机；第二重动机，是专业的动机；第三重动机，是从呼召而来的动机。
天性的动机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兴趣，都有天性上喜好的东西。比如有的人天性喜欢做饭，若有客人到他家去，他喜欢留人下来吃饭。客人吃得越多，他越高兴，你不吃他反而会生气。
天性的动机，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一个人不喜欢做饭，但是结了婚之後，家里面却常来客人，怎麽办？
专业的动机是指，你未必天生喜欢，却因经过训练而能控制自己愿意去做。现时代最崇尚的就是专业人士。以前我上一门“临终关怀”课，教授说，你去临终关怀时，不要一下就把自己放进去、太过容易就流下眼泪。你要有专业人士的态度，要记住你是个专业人士。
然而，我过去这些年不时地参与临终关怀的工作，我发现专业动机不能够完全帮助我。当我面对癌症病人，面对他的家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专业动机是这麽苍白，不能够真正地帮助人。
第三重的动机，就是从呼召而来的动机，那是上帝给的动机。在上帝给的动机里，你会发现，上帝把人的天性和专业都超越了。如果那是你天性喜欢的，很好，你按照这样去做；如果那是你天性不喜欢的 （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人天性不喜欢、不想做的)，但因为呼召，你还是要去做。
而且，因为呼召，本来这件事情你是不擅长做的，你却愿意受训练，成为一个专业的人，因而更有效地服事他人，从而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也就是说，从呼召而来的动机，把天性的动机和专业动机结合了起来。
对於今天中国社会的危机来说，“呼召”这一观念，会制止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腐败，让我们在呼召感中产生敬畏，在敬畏当中更新和超越自己。那些不喜欢的事情，我们照样因著呼召，心意更新而努力去做。而我们的专业也可以不断被更新，并用专业来成全、服务於，上帝给予我们生命的召唤和使命。
3. 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一个神圣的维度。
呼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神圣的维度，而这个维度，使每一个追求的人，不再是这个世界的追逐者，而是恩典的领受者。这是非常重要的。
葛尼斯（Os Guiness）谈呼召这个概念的时候，特别区分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呼召有“主要呼召”和“次要呼召”。主要呼召是什麽？主要呼召是我们被呼召走向上帝。换句话说，主要呼召是跟人的价值、人的意义连在一起的，这个意义要伴随我们一直到永远。
次要呼召，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职业，或者上帝所托付的服事。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主要呼召，只明白了次要呼召。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很多人一到退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於是很快衰老。
维多利亚时代跟我们当代中国社会非常近似。英国的工业革命，为许多人打开了财富的大门，也打开了贪婪之门。幸运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承继了约翰•卫斯理的信仰复兴，人们懂得“尽力地赚钱，尽力地省钱，尽力地奉献”。
维多利亚时代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企业界，出现了吉百利巧克力创始人、联合利华的创办人等至今如雷贯耳的人物；在科学界，有法拉第这样的大师；在护理领域，有南丁格尔；在政治领域，有推动废奴的威伯福斯和迪斯雷利；在军事上，有戈登将军等。在那变革的时代，却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爆发革命和混乱，这跟信仰在民众中的影响有很大关联。
《有信仰的资本》（注2）这本书里，讲了10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徒商人。作者把这些人写得非常真实∶每个人都有各种怪毛病，比如有的人对外面的人非常慷慨，对自己身边的人抠门得要死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生命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即∶呼召在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真正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你是谁？你要走向何方？你要如何向上帝交帐？
呼召会让我们的人生善始善终。
云南柏格理的故事，正是这一点的脚注。云南有个民族文化村，该村用各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服饰、礼仪、歌舞等，展示云南各民族的独特文化。而苗族的标记就是一座教堂。进了教堂门，你会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大照片，就是他们称为“苗族之父”的伯格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伯格理在苗族服事了20馀年。他为苗族创立了苗族的文字，办学校，建医院，更建立了教会，把一生奉献给了苗族。当疟疾横行、医院的药品用罄之时，已经沾染上疟疾的他，把身边仅有的药留给苗人。他病故後，葬在石门坎。
贵州石门坎，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那个原本都是文盲的地方，在伯格理之後，培养出好几个博士。新中国建立後，更出了50多个县团级以上的干部。
作为英国人，伯格理很多年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而且受到很多人的排挤和憎恶。他完全有理由质问∶“上帝，你为什麽这样对我？到底是为了什麽？”然而，他的内心没有苦毒，他对他的孩子这样说∶“爸爸要去的，是上帝早已给我们安排好的更美的家！”他非常清楚，这是他的呼召。
圣经中有句话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上帝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使徒行传》13∶36）
愿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时代找到我们的呼召，服事我们这个时代。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世人有没有肯定我们，我们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按上帝的旨意、服事了这一世的人後，就睡了，安息了，到那更美的家乡去。
注∶
1. 参《马丁路德金自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2. 《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作者来自四川，毕业於美国国际神学院，现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化传播工作。
原载OC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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