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学里的信仰之争

宇宙学里的信仰之争 (图片来自网络)

12623560697452上帝藉著他的普遍启示,任凭不信者更不信,虔信者却更深领悟上帝的超越性。天文工作者常常互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课题有什麽意义?研究星系的人,会问研究脉冲星的人这个问题;研究宇宙学的人,也会问研究恒星形成的人这个问题。似乎大家都想知道∶既然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定节令、制历法了,研究天文、宇宙还有什麽意义?这也算是屈原的“天问”的後现代翻版了。

提到“意义”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宗教。人人皆知,近代科学肇始於以基督教为主流信仰的西方,基督教信仰是推动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对於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当下主要有“冲突论”、“对话论”、“交流互补论”、“整合论”等。科学与宗教敌对的论点,越来越不被学界认同。这一方面归功於大量科学史的严谨考证;另一方面也归功於,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发生“冲突”的社会及政治背景,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例如,研究伽利略的著名学者斯蒂尔曼·德雷克(Stillman Drake),将伽利略与教会的冲突,视为“教会所代表的正统自然哲学权威,与伽利略所代表的个人自由学说的冲突”(这就像当今学术界如果产生一个革命性观点,也必须在权威观点的审视下发展,否则就可能带来“冲突”)。

这种冲突,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不是历史必然的,也不代表圣经与自然界的冲突——基督徒科学家相信,上帝用两本书启示人类∶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前者是特殊启示,後者是普遍启示。两者都反映了上帝的无限和大能,因而也都必定是充满奥秘的。同时,人堕落的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神学和科学,必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因而在相对真理的层面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

这样的冲突,从当今的宇宙学研究中可见一斑。

现代宇宙学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上述到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的1915年;在观测上,可以上述到哈勃望远镜测出星系的退行红移,并验证宇宙的膨胀。宇宙学的测距阶梯,表明宇宙的年龄有150亿年左右。这种测距阶梯是以星系的光谱测量为基础的,然後通过星系红移量与退行速度呈正比的关系,算出星系离我们的距离。因此,基於宇宙大爆炸的假说,可以反推宇宙的年龄。

天文学家也通过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光变曲线及星系团的测距方法,证实银河系外有成千上万个星系及星系团,而这些星系离我们可达百万光年以上。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星星的光,都是在几百万年以前产生的。

这与圣经《创世记》第1章字面的意思,似乎是矛盾的。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在第7天休息。之後的记载表明,人类历史至多不超过 6000-20000年。

若要调和这两者的矛盾,我们或者得重新解释《创世记》,或者得寻求其他科学理论。前者在许多福音派和自由派,以及开放的改革宗神学中得到体现,而後者体现在莫里斯等人提出的“科学创世论”,和詹森等人提出的“智慧设计论”当中。

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

在现代宇宙学方法论中,自然主义是默认的前提。同时,从奥卡姆原理(即∶若两个理论有同样的解释力,取其假设少者)出发,科学共同体(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编注)认为,上帝或者超自然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假设。比如宇宙大爆炸表明,宇宙是有开始的,有一个“没有昨天的那天”(意即,宇宙的时间是有开始的。编注),但许多科学家并不会在科学文献,哪怕是个人言论中,藉此表明上帝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人们试图通过构建其他的模型,来消除任何未知因素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当宇宙学面临精细调节的问题——宇宙学参数必须恰到好处、极其精密,才可产生适合人类居住的宇宙——宇宙学家即发展出“暴涨模型”来消除这种问题,或提出量子宇宙及人择原理来避免开端问题(如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所论述),而不承认这种精密出自上帝之手。

显然,这些理论不能解释物理定律本身为什麽会存在。所以,从解释力上来看,神的存在是明显的。人们之所以崇拜自然主义,隐藏的动机恐怕是科学共同体想与神学划清界限,以争取政府足够的资金和社会的膜拜,同时又不被政治、宗教、社会等因素所影响。

当然,另一方面,宇宙当中到处可见的远古化石,比如遥远的星系,以及微波背景辐射等,也是符合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而上帝创世的瞬间,或圣经中出现的神迹,由於没有办法证实,也就不可能出现在论文当中,因之并非科学研究的物件。

任凭那不信的人更不信

虽然宇宙学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但这种证伪主义式的体系并不接纳神迹。於是宇宙学研究的自然主义或无神论倾向,导致基督徒科学家的信仰难以在其科学研究中体现出来。
当然,这并不代表科学本身是反基督教的,这只是科学工作者默认的工作假设。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始终认为,科研不仅不会削弱信心,还会增强信心,甚至相当於给人讲道——宣讲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牛顿即认为,上帝不仅发动整个钟表,而且维持钟表的结构,并藉以实现他的旨意。所以,当听到莱布尼茨坚持称上帝“将这个世界创造得非常完美,使其永不陷入无序之中,也不需要修补”时,牛顿大吃一惊,因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不需要上帝存在了。

牛顿在他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坚持∶“我们因他的统治权而敬畏他(上帝),崇拜他;因为我们是作为他的仆人而崇拜他┅┅” 牛顿力图从引力产生的原因,和太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宇宙其他的不完美处,推导出宇宙需要上帝的护理,人类得以生存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眷顾。

牛顿为真理做了美好的见证,他的科研价值,只有透过信仰才能真正明白。而在当今的宇宙学领域中,比利时神父、物理学家乔治.勒梅特,提出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支持“宇宙是有起源的”,因为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参《罗马书》4∶17)但正如牛顿的理论被人以相反的方式理解一样,勒梅特的理论也未能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表明宇宙学理论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常常体现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於是,就像耶稣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更丰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参《约翰福音》13∶12)┅┅上帝藉著他的普遍启示,任凭不信者更不信,虔信者却更深领悟上帝的超越性。

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在宇宙学或广义的天文学研究中,有很多基督徒,包括天文学的奠基者∶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以及当代的勒梅特,彭齐亚斯,汤斯等。正如爱因斯坦的哲学和宗教观,让他选择了静态宇宙而非膨胀宇宙,选择了决定论而非量子论,同样,勒梅特也出於他内心所信的,选择了大爆炸宇宙学。可见,人的信仰并非与科学研究完全分离,最多是从台前转向幕後。

从事宇宙学或相关科学研究的基督徒,一直试图调和宇宙年龄和《创世记》第1章的字面意思。当圣经所启示的,与“科学”发生冲突时,笔者相信,正如威斯康星麦迪森分校的克雷格.罗斯布特(Craig Rusbul)所言∶一个好的基督徒科学家,必须相信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特殊作为,比如上帝的创造和统治,及其神迹,并有保留地运用科研中的工作假设——自然主义方法论。这样,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完全可以踏著古圣先贤的足迹,在学术上宣教——哪怕魔鬼总是用不信麻痹人心,但信奉真理者总以真理为是!

作者来自中国,现在德国马普天文研究所工作。

《海外校园》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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