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由不朽的种子──读薛华《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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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微言

 

李泽厚先生等人的研究,已雄辩而实证地得出结论,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崇尚“实用理性”的(注1)。就是凡事都从最实用、最外层的部分着眼与着手。只要果子,不要树木;只要木材,不顾森林。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更证实这个特性。

对于惯性地生存于实用主义之中的人,即使对基督教这样一个要把人从有限的今生提升到永恒,亦即是引导人从永恒来审视今生的信仰,也往往要问:这个信仰到底对个人(今生的)生存有何用?对于现在的社会有何用?

而薛华博士的《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注2),则堪称是一本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透视历史进程背后的力量与法则的经典之作。这是一本深刻的“形而上”而非实用主义的的书,未必合中国人的胃口,却是国人必读之书。

 

以古罗马为历史借鉴

 

作者弗朗西斯.薛华,有当代卓越的基督教思想家、知识分子宣教士之称。他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现了2,000多年来基督教会的历程:基督教会在古罗马压制下的兴起,经历中古世纪,受世界文化侵蚀的变质与人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信心归正(也即信仰复原、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后果,然后是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一路下来,直讲到如今支离破碎的后现代文化,以及社会堕落和深层危机。揭示了整个历史进程背后,人本主义思想与神本主义思想给世界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后果。

薛华强调,一切的关键在于,到底我们是要从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视角,还是要从本于圣经的信心归正的神本主义视角(注3)去审视一切。

薛华从古罗马历史开始,一直考察到当代社会──纷繁万象却又人心空虚、迷茫、浮躁、破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他总结出,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就如古罗马人的小小拱桥,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如果有当代的载重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如此。

罗马的败亡就是如此。罗马人没有无限的上帝,因此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罗马帝国日趋腐朽,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罗马的倒下,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那些野蛮民族的入侵,不过是促成它的崩溃而已。

罗马的基督徒却能抵抗罗马文化种种不良方面的影响,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这说明了基督信仰的力量。这力量是扎根于一位无限的、同时却是有位格的上帝。圣经是上帝对人说的话,是人可以了解的,基督徒因而有着普遍而绝对的价值观,可以作为生活的根据。同时,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基督徒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根据,有了清楚的方向和不可动摇的准则。

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受够了逼迫之苦的基督徒,松懈下来,结果陷入了圣经严严警诫的“与世俗联姻”的网罗。“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却渐渐被人曲解,加入了人本主义的成分: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愈来愈强调人得救是在乎颂扬基督的功德,而非唯独倚赖基督的工作。这种人本主义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上帝的都归之于人。由那时起至16世纪,基督教不断对这些曲解圣经的观点进行反驳及归正。”(引自《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以下凡引文未加注者,均引自此书)。

不过,在漫长的中世纪,即使是一棵生病的大树,也强过荒漠。“虽然教会上层的人肮脏不堪,但教会也曾关注到高利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个尽力控制贪婪和经济剥削的社会,和一个推崇少数经济操纵专家的政策的社会,到底是有分别的……中古时代所倡导的经济原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中古教会高举诚实和尽心工作等美德……此外,当时的教会设立了很多医院和慈善机构……当时在意大利锡耶纳(Siena)设立的一所医院,至今仍保持正常工作。”

 

绝对不同的基础和立场

 

文艺复兴拒绝已经堕落的“教会”,也拒绝上帝──其实不是拒绝,而是本来就不认识,更放弃了认识真上帝的机会。其后果是:“如果人没有终极的意义,那么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呢?一切道德、价值和法律又有什么根据呢?如果人以个人的行为为本,而不以一个绝对为依据,我们又以什么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呢?……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以后的人本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之意义的‘共相’或‘绝对’的。”

宗教改革(注3)则是完全坚持圣经观点,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帝王、后妃、农民、教授,无一例外。这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相反。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只究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但圣经就不同了,人藉圣经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既高贵又卑污的模样。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于1860年,揭示欧洲南部文艺复兴和北部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两者都提倡自由,但南部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原因是根据文艺复兴的人本君主同权。这种制度,有意对君主制度进行约束,使君主权力不能超越法定的许可。法国大革命企图重演英国的革命,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以伏尔泰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伏尔泰本是借鉴英国经验,却是典型的要果子不要果树,要自由不要上帝─主义,人无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也无法得到“绝对”;北部则不同,宗教改革中的人,在自由中抓住了绝对价值。

宗教改革使圣经高举,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更成为法律的基础。改教家如布塞珥和加尔文的宪法思想后来都有成果。长老会治会制度的宪政模式,也成为政治规限原则的样板。民主政治的宗教改革精神,在卢塞福的著作《法律是王》中表露无遗。因为政治权力是操纵在法治的政府手中,而不是由人专横独断,而法律的最后权威是圣经,并不是人,所以可以有自由而不混乱。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

1688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改革后的国会,事实上是与─结果导致了一场血腥惨剧。

宗教改革者对人并不抱任何幻想。既然人是堕落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罪人,那么,人就需要别人监察和制衡。特别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需这样。宗教改革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监察和制衡权力的办法。奉行宗教改革的国家,社会的“治乱”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由于人本主义者无法提供‘绝对’,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而奉行宗教改革的地区,人权就有比较坚实的根基。

 

现代科学的真正源头

 

现代科学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圈,也不是来自于儒家文明圈、印度教或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文艺复兴和希腊文化传统,与当时科学的觉醒是有关系的,但据此而推断说,单凭希腊传统便足够引起科学革命,是与事实不符的。”真正促成科学革命的是基督教。

在科学界很受尊重的怀特海和奥本海默,二人都不是基督徒,但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俩都承认基督教是近代科学之母。基督教持定“创造宇宙的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上帝,因此便足够成为科学研究宇宙的基础……如果一架飞机要飞行,它的构造必须符合宇宙规律……”

近代科学的拓荒者,包括培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等等,多是基督徒(注4)。“即使那些非信徒,也都是在由基督教产生的思想形态之下生活。特别有一个信念更影响了这群科学家: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中发现上帝已经将定律融在其中。”

可惜的是,“后来,基督教基础失去了,但某种传统和冲击力已经发动了,人类对科技的实用需求及对国家的控制,使科学继续向前迈进,但科学的重点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目前,日渐脱离基督信仰的科学与高技术,已经成了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可怕的两刃利剑。想想一些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掌握在不敬畏上帝的人手中,其中隐藏着何等的危机!

 

人本主义带来巨大灾难

 

当人脱离万有的本源、自己的创造者与救赎主,而高扬人本主义,就已经落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境况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而结局,便是永恒的痛苦。只要看一下20世纪各种人本主义大试验的高峰带来的灾难就知道了:

在政治领域,德国法西斯与苏俄革命,从左右两个极端展开,都以极残酷的方式,摧残了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命;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人本主义狂妄的登峰造极的表达。

在科学技术领域,是开始失控的原子弹与生物武器。

在哲学上,无论是尼采的“超人”,还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都已预言了时代的悲剧;在康德的时代,这位在理性研究顶峰的人,却无法解决个体(殊相)和意义与价值的对立问题。单以人为出发点,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存在主义者的名言,“存在就是虚无”,与“他人就是地狱”,等于宣告了人本主义必然落到圣经宣告的“任凭”处境。

在人本主义者“一切都是相对”的口号下,现代人在心灵绝望的碎片中,步入了后现代虚幻的“新纪元”。人本主义的理想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大崩溃,从高举人本的理性,到不得不崇尚非理性主义,到各种颓废主义、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大流行、大回复,犹如当年腐败的罗马帝国──历史又似曾相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9)

自我中心,碎片化生存,吸毒,酗酒,杂交和同性恋,各种形式的纵欲,崇尚改头换面的东方佛教,印度教等虚幻的神秘主义──“现代的悲观主义和割裂的风气,在地理上,从欧陆吹到英国,再转经大西洋吹到美国去;从知识分子透过大众传媒,传给每一个人……

“当代人为规避理性,跳进非理性的境界里以求好过,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而且使自己生活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哲学上重要的观念,愈来愈不以正规哲学的形式表达,而以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取代。”

然而,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人不是机缘的产物,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肯定的,是有规范的,足以辨别虚幻,人之为人是可以理喻的。这是崇奉人本主义的现代人所不明白的。
宪政民主与多元主义

 

背离上帝之道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必然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无论是否拥有宪政民主,都会变质,或直接导致大众的命运由完全不可靠的少数精英控制(当然宪政民主仍是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而且宪政民主的核心观念:保障人权与权力制衡,都只能来自基督信仰)。

这种精英控制在太平时期看不出什么大危机,尤其是在宪政民主政体下,总还是尽可能满足公众利益的。但在危机来临时,比如说,能源或者淡水、土地资源即将耗尽,那么,在任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念下,那些“价值小”而弱势的人群,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不得享受人的待遇”,今天可能只是针对未出生的婴孩,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就可能是针对老年人、残疾人、患绝症的人,直到其他更多的弱势群体。

现代人赖以维系社会文明的人本的多元自由主义,在反对同样人本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时候,是显得很有价值和说服力的。然而归根结底,却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表面花开两朵,一为毒花,一为香花,实际却是同一条根上发出来的,就是那条高抬受造的人以拒绝造物的上帝的毒根。

一再重复的历史教训是:唯独上帝是绝对者,只要人试图把自己当作上帝,标榜多元与自由,最终都要失去真正的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多元,反倒因自说自话、自顾不暇、没有定见、没有依靠,而陷入混乱空虚。

上帝才是真理和良善的本体,是一切法则(包括自然科学法则和道德法则、属灵法则)的制定者,上帝之外没有真理、法则和良善。上帝是创造者,也是标准的衡量者。试图以别的作衡量,即是罪与堕落的总根源,最终势必又落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世记》1:2)之境。

“人本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残酷和支离破碎的,因为人叛逆上帝。”

信仰的归正,给社会带来的,是“自由而不混乱”。若人人都同意圣经中的“绝对”,那么人人都有自由。人获得真正的内在价值时,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些因素,自由就会导致混乱和紧随其后的独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桑学院(Lausanne Academy)神学教授维内(Alexandre Vinet, 1797-1847)说:“基督教是人类自由不朽的种子。”

 

注:

  1.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2. 《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美)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着,华夏出版社出版。
  3. 目前较通用的“宗教改革”一词,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原文里,强调的都是“信心的归正”、“正信的复原”,指的是恢复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正确信心。基督徒相信,一切问题与苦难,都是由于对上帝的信心出现了混乱和偏差;而不信上帝,是众罪与一切苦难之源。“宗教改革”的译法,实际上已沾了人本主义的色彩,容易误导人,以为和其他人本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可以“改革”的,或者由人去改变的。所以笔者愿以“信心归正”的译法,代替“宗教改革”。
  4. 《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查尔斯.赫梅尔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作者来自云南,现住北京,现从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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