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饮生命之泉——专访“生命之泉”清唱团团员罗小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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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成了基督徒,这个世界会不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我?

 

 

采访/施玮   翻译/李思琳

 

 

问:你是怎么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在此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答: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而我深入接触基督教,是在“生命之泉”清唱团。大一开始,我成了那里的团员。第一次听“生命之泉”的表演,我从中感受到了力量和单纯,我觉得他们跟其他的清唱团十分不同,所以决定去面试,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

在“生命之泉”开始唱歌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会成为基督徒,我只是觉得我会和别的团员成为好朋友。不过,除我以外,别的团员都是基督徒。我的父母曾开玩笑说:“不要有压力,不要觉得非得成为基督徒。”

但是,和团员们在一起时间长了,我就开始质疑我所相信的一切。我问自己到底相信什么?朋友们向他们的上帝祷告,他们信赖上帝;但我怀疑这位上帝是否存在。

我不喜欢去想死后是什么样,我觉得死了就死了,就是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也不喜欢去想永生、后世之类的。我拒绝去想。而且,我生活的社区几乎没有基督徒;我家乡的朋友们对宗教信仰也没有好的评价,他们想像基督徒可能是一群怪人。

于是,我也开始想,如果我成了基督徒,这个世界会不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我?

但我也痛苦地感受到自身的无能。一个在耶鲁的好友Shelly(她后来成了我的属灵导师和最好的姊妹),给我读了圣经上的一段话:“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罗马书》7:15)我觉得这话太对了,是真理。

回想我人生的每一个方面,比如我和父母的关系,我想对他们尊敬又有爱,但却常常忍不住发脾气;我明知妈妈在为一些事挣扎,却不会同情她;我知道我不应和某个男生谈恋爱,还是谈了,因为我觉得在恋爱中有安全感,虽然心里清楚这段关系不会长久……

我觉得,如果要依靠自己的话,我这一生总是会不断地让自己失望。但是,在“生命之泉”里体会到的友情,却是如此真实,我并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却能感觉到自己被爱。

2014年,“生命之泉”在旧金山巡演。每个人都沐浴在因信上帝而有的喜乐中,但我的内心却还在质疑,并同时知道,我也渴望这样的喜乐。对我来说,快乐总是和忧伤掺和在一起的,比如,参加夏令营会,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快乐,因为它短暂反而显得格外珍贵。但是,在“生命之泉”里感受到的喜乐,却是悠远而平稳的。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离开“生命之泉”,因为我觉得我没法相信上帝,而“生命之泉”又是那么虔诚地在传福音,我觉得我不属于他们。但大一之后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个基督徒好朋友一起读圣经,我开始祷告,虽然我不太确定上帝是否听我祷告。

当我开始对着上帝祷告,承认我需要耶稣时,我确确实实感觉到我想要更加认识他。朋友带我去教堂敬拜,听她唱赞美诗:“我的灵魂在你的怀抱里安息;因为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开始大哭,在陌生人中哭泣,我觉得我被原谅了,罪被他赦免,我觉得那是第一次,上帝向我张开了手。

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早晚祷告,求上帝看顾保守我的父母、妹妹、朋友和我的学业,我想找到上帝存在的真实感觉。我不断和其他基督徒朋友交流,讨论问题,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也越来越能感受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存在。

有一次,教会组织一个活动,在游戏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比自己以为的还要相信耶稣,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相信上帝多过我质疑上帝,他已经给了我奇妙的礼物:无论处境如何,无论经历好坏,我已经拥有一群最好的朋友、一种深深的喜乐。我觉得,我可以称自己为基督徒了。

几个月后,我和一位一年没见的朋友吃饭,他说我变了很多,更平安、更自信了,我深受鼓励。我意识到,上帝已经在改变我,我却还没发现。

在“生命之泉”,在音乐里,我找到了上帝。

 

 

问:你的人生目标、生活方式和你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在现实社会中,你的信仰带给你哪些张力?哪些助力?请举例。

 

答:我对“精神疾病”这方面很感兴趣,很希望日后能帮助精神疾患,减少人们对这类病人的偏见。他们的疾病并不被完全理解,没有好的治愈方式(不是无效,就是很痛苦)。有时,连病人的医生都无法了解病人。

我觉得,这是人类罪性的一个结果。同情他人并不是人类的本性,人类总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偏见。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多数人不愿意当心理医生,多数人不愿意去面对精神疾病,等等。我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想去医学院,想做一名精神疾病方面的医生。我要把这个目标看作上帝给我的使命,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我希望上帝通过我,来医治和改变这种伤痛,因为这个世界的破碎本不是他的意思。我觉得,信仰带给我的力量,是一种爱的力量,让我有能力像上帝爱世人一样爱这个世界的人,尤其是病人。这种力量支持我去学习难学的医学,刻苦努力,因为这是从信仰而来的呼召。

 

 

问:在同龄人中,你是否观察到有信仰的与没有信仰的年轻人,在遇事的选择上,和看问题的视角上有何不同?能否举个例子?

答:我和许多信徒和非信徒都是好朋友。我在家乡的好朋友们都不是基督徒,在大学的好朋友们大多是基督徒,尽管我认识他们的时间更短,但感觉的确像兄弟姐妹一般。

一个好的基督徒社区真的很特别。外人可以很容易看出一个基督徒圈子里的成员是否对其他人都真心相待,虽然,我知道,有时也不都一直这样。我有一个朋友对基督教感兴趣,但自己不是基督徒。她告诉我,她在学校感受到来自基督教团体的负面影响,让她不想再寻找上帝。所以,有时,基督徒团体也可能会有本不应有的样子。但是,如果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又把上帝放在中心,那么每个人都会看出来,这群人与众不同。

我常听非基督徒朋友说,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团体,一个可以感受到更深刻感情的团体。我感觉,这群非基督徒朋友在这方面比我的基督徒朋友,有更强烈的渴望。

我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被上帝召唤在一起,彼此担当,在灵命的成长里互相勉励,这一切,需要我们能对基督徒朋友敞开心扉,并且有深深的信赖。

我很幸运,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亲密团体。

在我的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朋友里,我观察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是他们对待恋爱关系的态度。我所有的基督徒朋友恋爱时,都以婚姻为最终结果,以敬拜上帝为最终目的;而多数非基督徒朋友则不会这么考虑,他们会在意恋爱的快乐,却不以婚姻为最终目标。

两种朋友的最大差别是,基督徒对于人的罪性都有深刻、近乎痛苦的认知,他们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罪性,对圣洁、责任、把自己献给上帝等,都有一定的认识。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被称为“耶鲁女孩”?你未来的人生规划如何?你为何选修心理学专业?你希望如何用自己的专业、天赋来服务社会?信仰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深深感恩能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学习。回头看,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上帝带领我来到耶鲁,在这里,我不仅找到朋友和喜乐,与“生命之泉”和耶鲁合唱团一起做音乐、学习,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上帝。

我对“心理健康”这一话题感兴趣很长时间了。高中时,我读过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故事,很受鼓舞。来到耶鲁,学校正掀起一股关于心理健康的潮流。我眼看着几个朋友在抑郁症里挣扎,然后在不公平的条件下被迫休学。这让我意识到,精神问题何等严重,就像一个禁忌一样,是不能被轻易触碰的话题。

夏天时,我做了许多关于中国精神疾病的研究,也了解到对于精神病人,现在还存在许多歧视,治疗精神疾病的体系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看见精神疾病能摧残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我真的心碎;这让我对于那些拒绝帮助精神病人的社会群体更加生气,尤其那些把病人关起来强加伤害,剥夺其应得权利的人。

精神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反映了人性里种种的丑恶和破碎。我想学习医学,我是带着想改变这个领域的希望,进入精神病学研究中的。我希望自己的职业能成为我的使命,一个能帮助去实现上帝对这个地球的计划的使命,即便我能做的可能只是一点点。

 

 

问:你最希望对家长说的话是什么?中国的家长如何才能更多更好地了解孩子,并给予积极的引导?

答:我非常感谢爸爸妈妈给我自由,去探索课堂之外我喜欢的东西,比如音乐和美术。他们知道,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你就可以做好它。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爸爸会在树林里和我聊天,谈我的希望和梦想;有时候会给我出谜语和逻辑题目让我解答。我特别喜欢和爸爸相处的时间。

妈妈则会教导我理性和同情心的重要性。父母从没强加给我要上高校的压力;我从来没觉得我要在学校努力,才能取悦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劝我少花一点时间在音乐上,多拿出点时间专注学术功课,但他们从来不会说:“你一定要在学校表现好,不然我们会非常失望。”我妈妈骄傲地认为她不是一个“虎妈”,而是个“羊妈”。许多时候,妈妈会让我放松,照顾好身体而不是使劲儿过头。父母和我的关系真是很好。

不过,亚裔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往往有一道墙。在大学,我意识到,我要像朋友一样去了解父母,他们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我觉得家长们也应该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要明白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信念和主意。最重要的是,要和孩子平等地沟通,而不是一味地管教。

一些最有影响力、最触动人心的对话,应该来自于父母和孩子之间。要跟孩子沟通彼此的信念、价值观、道德观,要能勇敢讨论“沉重话题”,要慢慢地批评,快快地鼓励。

 

作者曾为《海外校园》杂志主编、执编多年,现专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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