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盛大的欢愉

一场盛大的欢愉
——在北京观看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文/蔡越

广场看降旗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8月7日,我和丈夫带领两个儿子,从美国洛杉矶赶回北京,以示坚决支援奥运。

甫抵北京,就感受到热烈、友善的气氛。不仅整个北京城修整得焕然一新,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就连北京人都特别热情、客气——我们在街边叫出租车的时候,常常有人礼让∶“您带俩儿子回北京支援奥运啊?您先上,您先上┅┅”

听著这亲切的京腔,我心里就升起一股暖意——故乡可不是抽象的,是由熟悉的乡音、一群亲爱的人,以及无数记忆中的小吃,诸如驴打滚、卤煮火烧、茴香饺子等组成的一种甜蜜。

妹妹、妹夫兴高采烈地带我们去参观北京的新地标∶鸟巢(田径馆)、水立方(游泳馆)、巨蛋(国家大剧院)┅┅看著世界建筑大师们的这些杰作,我不禁惊叹人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是黄昏,广场上降国旗的时间。看到周围许多女士都骑到丈夫或男朋友的脖子上观看降旗仪式,我坚决谢绝了丈夫的热情邀请,英勇地站在广场的垃圾箱顶上看完了降旗。

中间的时候,有警察姐姐前来劝阻∶“赶紧下来,小心摔著。”我转移矛盾∶“我是大人,我摔不著。您看前面那两个小孩,您把他们带下来吧。”警察姐姐於是赶上前∶“赶快下来,赶快下来┅┅家长呢,摔著了不心疼啊?这是你们家的孩子,还是我们家的孩子啊?”边上有年轻的家长耍贫嘴∶“你们家的!”警察说∶“那我抱走了啊!”周围一片哄笑声。

我也开心地笑了。这也是我记忆中的北京警察,没什麽权威,但人情味足,市民犯了错,常能够和警察商量著来。

鸟巢看开幕

8月8日,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开幕式可用“盛大恢弘”来形容,当29个由喷放的烟花组成的巨大脚印,代表著第29届北京奥运会,从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鸟巢上空时,许多人在心中、口中唱起了∶“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当鸟巢的运动场中央,一幅饱含中国古老文化的电子卷轴缓缓展开,10万名观众发出了惊叹声,把入场时长时间安检所带来的些许烦闷完全抛在了脑後。当全场灯光熄灭、体操名将李宁在天幕上飞驰、点燃了奥运火炬,全场沸腾了┅┅

看著人们眼中的泪水,我深深明白那种感受∶对中国人而言,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事,而是走向强盛的中国向世界的宣示,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自豪的展示。

工体看女足

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看女足∶巴西对尼日利亚,以及瑞典对加拿大。结果是巴西和瑞典队顺利晋级。

不过让我郁闷的是,场上一个个官方组织的啦啦队,身穿黄色衣衫(那是巴西队的颜色),却一会儿给巴西队加油,一会儿给尼日利亚加油。身为巴西队铁杆球迷的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们到底是帮谁的呀?”他们大义凛然地回答∶“凡是到北京的,就是客人,我们统统给加油!”哦,原来还是我的境界狭窄了。

比赛之中,啦啦队经常带领五万观众呐喊、鼓掌、做人浪┅┅开始时忙得我头晕眼花,不知为啥对方球员受伤倒地时,我们观众得起来做波浪状欢呼。後来想通了,反正闲著也是闲著,生命在於运动,权当是舒经活骨了。

工体看男足

8月14日,在工人体育场看男足。进体育场前,安检人员从仪器中发现,我先生的姐姐带了一包核桃仁,於是坚决要求姐姐当场吃掉或丢掉。姐姐生了气,把核桃仁拎到上级主管人员面前∶“安检是为了检查出不安全的东西。你看这东西,像是会爆炸的吗?”那位主管挥挥手,放我们进去了。

当晚的比赛,美国队不敌尼日利亚。但好玩的是,第二天美国的报纸却愉快地报道∶“虽然美国队输了这场比赛,却在最後5分钟的时候,赢得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支援!”外子和我看了大笑,对儿子说∶“你为了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了。”

原来,当天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我的12岁的大儿子,掏出了自制的标语,拼命为美国队加油。他的弟弟、爸爸、姑姑、表兄弟等亲友团,本著自己家的人,一定要盲目支援的原则,也开始喊美国队加油。

周围的观众,本著友好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不喊白不喊”的原则,也开始了起劲的呐喊。

场内的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拍了拍一个进入呐喊高潮状态的男士的肩膀,劝他说∶“别使那麽大劲儿┅┅”但加油声还是从一个座位方阵迅速传到另一个,最後全场都起来为美国队加油了。

鸟巢看百米

8月16日,看中国女子垒球队对中华台北队。台北队赢。比赛中,中国队的一个队员,一棒把垒球击上观众席,正好打在我儿子後排的过道上,我儿子翻身飞跃捡到。观众们善意地给这个小孩子鼓掌,很多人过来借球照相。

当晚,在鸟巢看男子百米决赛,女子七项全能决赛,以及女子铅球决赛等。男子百米决赛起跑线前,站的是男人中的男人,那向著标杆直跑、至死不放松的精神,让全体观众心生敬仰。

女子七项全能决赛的最後一项是800米,许多女性观众都站起,饱含热泪喊加油,估计是忆及自己当年上学,年年不得不参加体育课800米测试时的“痛不欲生”,因此特别要给运动员们一些鼓励吧。

当晚破了两项世界纪录,呼声响彻鸟巢上空。

看完比赛,我的几个同学,陪我到长安街上散步,看夜景。当行至北京饭店贵宾楼时,发现步行街被完全封锁了,要绕行地下通道。我上前询问∶“是因为萨马兰奇住在这儿吗?”警察回答说∶“是这意思。”(按规定,他大概不能回答“是”)

萨马兰奇是前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在即将卸任时,亲口宣布了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中国人是特别念人好、领人家情的民族,所以给他的待遇极高,超过了任何国家元首。网民们更众志成城地疾呼∶“老萨退休以後的生活,我们中国包了!”

绕行地下通道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说∶“我对老萨待遇高倒没有意见。不过,奥运期间,工厂迁移,大学关门,机关单位放假,火车绕道,汽车分单、双号上街┅┅这显得咱们中国人特没见过世面。”

另一位同学立即反驳∶“汽车是分单、双号上街,可是咱们还因为这个,少交3个月的养路费呢。为了奥运,都值得!”

我微微笑了,这两种意见,是我回北京後听到的两种典型的看法。而我这样在国外居住多年的人,有著既不是客人、又不是主人的中间身份,对故乡,对祖国,便自觉采取了“只表扬、不批评”,或是“宏观表扬、最多来点儿微观批评”的原则。这是一种客气,一种疏离感,却能避免伤害。当年决定出国时,其实也就决定了今天这样必然的後果。只是当时太过年轻的我们不明白。

意外与闭幕

8月11日,泰国高等法院对到北京看奥运的前总理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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