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上)

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上)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

文/夏维东 福谷传奇 “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假想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三人对话,从法律、体制、艺术等方方面面,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形态,以及理想国公民们的素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乌托邦”这个词,也源出希腊语,意即“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方”。英国人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了。托马斯莫尔於1516年出版了一本承前启後的乌托邦思想代表作,书名长得也像“乌托邦”──《关於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此书後来再版时,名字被出版商删得只剩下三个字∶《乌托邦》。历史上第一部关於乌托邦思想总结的著作,书名被删节得体无完肤,这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中的命运,注定会一败涂地。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远的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乌托邦”的中国版。 “乌托邦”思想虽然在政治运作和社会实践中失败了,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的足迹。 莫尔的《乌托邦》就是其中的开山之作,不过这本书的思想意义远远大於文学意义。它也是使用对话体,有虚构的场景和人物,但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和他的同胞詹姆士哈林顿的名作《大洋国》一样,都更接近於学术著作。 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个美国人写出来的,他是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红字》了。这部小说一点也不“乌托邦”,相反,它描写的是清教徒时代的残酷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红字》出版之後的第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小说《福谷传奇》。作者在序言里声称,该书“具有自传的性质”。 小说中的“福谷”,以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布鲁克农庄为蓝本。霍桑在此农庄生活过数月。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有现实中的原型。例如当时的出版家和作家玛格丽特富勒,成了小说中女主角芝诺比娅的模特。玛格丽特富勒可以说是布鲁克农庄的指路明灯,在另一位作家亨利梭罗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这个著名女人的身影。 布鲁克农庄可以说是当时美国超验主义文人的俱乐部,是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粗糙尝试,其模式分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蓝图”。霍桑被吸引的原因,在於农庄给他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结果显然是失败了,《福谷传奇》大概就是那段生活的一个纪念吧! 在《福谷传奇》里,霍桑关心的,其实不是福谷的制度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福谷的远景在理论上是非常美好的,可是福谷的领袖们品性上的缺点,终於让美好的蓝图成为泡影。 小说的叙述者诗人科弗代尔,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见证了福谷的坍塌。起初,科弗代尔像来到解放区似的,看见什麽都觉得新鲜。他的新鲜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当他开始像“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干农活时,他觉得乏味透顶。在“劳动改造”中,他丝毫感觉不到精神上的满足。 不久,芝诺比娅和慈善家霍林斯沃思给他的好印象也逐渐褪色,他发现芝诺比娅表面上朴素谦虚,其实就像一个女皇般地傲慢,并且追求淫乐;霍林斯沃思伪善,且人格分裂;儒雅的韦斯特维尔特教授,竟然是个阴险的催眠师;芝诺比娅同父异母的妹妹普里希拉,是小说中唯一的纯真的象徵,可是她自始至终受人摆布,如同福谷笼罩在领袖们翻云覆雨的手之下。 当科弗代尔再次回到福谷,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芝诺比娅投河自尽,霍林斯沃思和普里希拉不知所终。福谷社会的沦落和普里希拉的命运都暗示了,人类挥之不去的原罪,阻止了人类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伊甸园时代。 重得天堂 亨利梭罗对布鲁克农庄是不抱什麽幻想的,他拒绝了玛格丽特富勒的邀请。那一年他24岁。他宁可一个人到森林里过著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去福谷“享福”。他曾经带著几分赌气说∶“我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 1843年11月,他甚至出版一本专门批判乌托邦思想的著作。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是《重得天堂》。可见,他不是不愿意“进入天堂”,只是对幻想的泡沫没有兴趣罢了。事实上,他一直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因为抗议政府延续奴隶制而被捕,此後他对政府一直采取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的主张在当时相当异端,连朋友爱默生都劝他别“胡作非为”了。 亨利梭罗最终可以含笑九泉了,在他身後,农奴制废除了,而且他的思想还在遥远的东方开花结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即是脱胎於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某种意义上,作家梭罗可能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了,和他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玛格丽特富勒的布鲁克农庄,都像是痴人说梦。 大概正是因为“乌托邦”太虚幻了,“乌托邦”文学最终没能成什麽大气候,其中的小说名作屈指可数。霍桑也是浅尝辄止。《福谷传奇》之後,他再没写过纯粹的“乌托邦”小说。虽然“回到伊甸园”的主题,始终萦绕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总是以失望告终。 博尔赫斯虽对霍桑的想像力非常欣赏,但仍然颇有微词∶“霍桑是具有不断奇特想像的人,但可以说不适於思考。”因为霍桑总是试图给想像中的每件事披上寓意的外衣,在博氏看来,这是一个“美学错误”。博氏自己的作品正相反,他的作品里充斥著“思考”,他用博学和智性,营造著一个後世作家永远都走不出的“语言乌托邦”迷宫,他自己终生也没走出去。这究竟是幸或不幸,只有天知道了。 乌托邦 不同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保持社会的“公平原则”上,则是一致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以外,还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在这个“一项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 在所有的乌托邦美景中,没有人描述得比莫尔更具体而微。 莫尔的乌托邦,由54个城市组成,首都以外的城市全都统一规划∶街道宽度及住宅全都一模一样,甚至男女的制服也都是一刀切。每日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钟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八小时。早上起床上班前,去听演讲。财产完全共有,住房不上锁,而且每十年轮换。李佩甫写《羊的门》也许受到了莫尔的启发,书中的呼家堡结构基本如此。可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在“乌托邦”思想家的眼中,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天堂。但在“反乌托邦”作家那里,这样的生活是地狱。前者考虑的是社会,而後者关心的是个人。这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在“反乌托邦”的作品里,社会制度和面貌,与“乌托邦”思想家们描述的,其实一模一样,甚至被归纳总结得更为完善。那麽“反乌托邦”作家们,“反”的到底是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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